一切政绩，必须植根“实际”的土壤，遵循“规律”的准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精神的内在要求。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既是中国人民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始终追求真理，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真实写照，也是学校面对不同挑战和机遇，勇于坚守、敢于创新的生动缩影。
成仿吾：从实际出发办教育
1931年，成仿吾受命赴鄂豫皖根据地，深入调研后，敏锐发现当地普通教育和群众文化教育严重滞后，提出战士要学文化，学校必须为革命事业服务，并据此起草了发展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决议案，系统部署识字教育和社会教育。
1937年，陕北公学创办时，边区政府只拨付1800元开办费，成仿吾没有等、靠、要，带领师生自力更生，挖窑洞当校舍，开荒种地搞生产，自编教材搞教学。他把有限的经费全部用在刀刃上，坚持“厉行节约”，将办学经费悉数投入人才培养。
成仿吾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上讲话
1939年，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需求，他率领华北联合大学师生长途跋涉三千里，穿越敌人封锁线，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人的“扫荡”和“围剿”中办学。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他创造性地提出“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战时办学模式。师生们在枪炮声的间隙里坚持办学，抗战期间培养了万余名毕业生。
范文澜：反对“放空炮”
1961年，范文澜曾以《反对放空炮》为题，谈论历史学界离开史料、空谈理论的学风问题。他告诫史学工作者切忌“放空炮”，说大而无当的空话，要进行实弹射击，空炮打不中任何靶子；要对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地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尾读下去，详细了解事情始末，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判断事情的趋向；必须坚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老实态度，切忌临时抓夫式地搜集资料，杂七杂八一大堆，“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在《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重要性，号召史学工作者以吴玉章为榜样，“对事实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肯放过，一定要考察清楚”，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工作。
范文澜在写作
宋涛：不唯上 不追风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经济系主任宋涛面对新中国经济学教育几乎从零起步的难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他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研，大胆引进人才，即便在1957年“反右”高潮时期，仍敢于重用吴大琨、高鸿业等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人才，先后创办世界经济教研室、国民经济史教研室和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使人民大学经济学科迅速形成完整体系，为国家培育了一支高水平的教研团队。
1964年，宋涛（右三）下乡进行调查研究
1958年“大跃进”初期，宋涛在河北安国县挂职县委副书记，面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盛行，他敢于直言进谏，将这些违背客观规律的现象向周恩来总理作了如实汇报。
佟柔：学用一致 言行如一
法学家佟柔始终坚持将法治精神与实事求是贯穿治学处世全过程，依规律行事，按规矩办事。1985年，他和一名学生为一个政法干部培训班讲民法课程。依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讲课费一律按5元钱一小时计算。办培训班的人觉得佟柔名气大，应当适当照顾一下，就悄悄为他多计算了两个小时的讲课费。佟柔发现讲课费多出了10元钱，就让学生把多出的部分还给对方，他说：“依照我们民法的规矩，这叫不当得利。那么，不当之部分应当立即返还。”1988年，在大连参加研讨会时，有人建议他不必从头到尾都参加，可以中途离场赴另一场会议，他坚决反对，很认真地说：“这样做不合适。人家企业家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座谈，是对我们邀请的承诺。用我们民法的话说，这是个双务的民事行为，我们要讲究平等和诚信。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
1986年，佟柔与研究生留影于中国人民大学教学楼前
高鸿业：研“西经” 信马列
“联系实际”是经济学家高鸿业做学术的核心准则，他认为“不能直接或间接解决问题的学术研究，毫无意义”。改革开放初期，高鸿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经济学，坚决主张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他率先把萨缪尔逊《经济学》翻译成中文，最先在人民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全国近千万大学生使用。
一辈子钻研西方经济学的高鸿业，对马列主义情有独钟，经常强调应当结合中国国情，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用的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曾说：“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乱子，就是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点不能丢啊！”
2025年，《西方经济学》（第九版）出版
黄达：敢讲真话 不搞“学术浮夸”
金融学家黄达始终提倡做学问要独立思考。70年代末，他基于长期实地调研与理论思考，顶着舆论压力提出关于物价波动的科学观点，直面改革开放必须面对的物价改革与通胀问题。在货币流通理论研究中，他大胆质疑苏联教科书教条，明确提出现金与存款共同构成完整货币流通，这一论断后来成为金融学界共识，并推动央行统计口径改革。
面对自己早年受时代局限得出的不成熟论断，他从不遮掩。在文集中，他自揭其短，把“大跃进”时期被自己称为“满是呓语”的文章一并收录，认为“这样可以自警，也可以使没有这类经历的人对于那种岁月的思想紊乱多少获得点形象的概念”。他治学坦荡，出版《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时，特意注明书籍受侯梦蟾、周升业两位前辈论文启发而成，在著作中提及并将原文附后，坦荡致谢，为学界树立学术诚信的标杆。
19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拟定了包括“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在内的一批国家重点课题，与会专家一致推荐黄达（右二）担任该课题的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