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特殊的革命家兼教育家：他是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是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始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妈妈校长”。他就是成仿吾同志。
政绩观是面镜子，映照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与宗旨意识。成仿吾老校长的一生，是对“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诠释。他从不追求个人显赫的“丰碑”，而是致力于为党和国家铸造“革命的熔炉”；他不计个人得失，甘当铺路石，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为中国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一 带病走长征 信仰撒征途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时任中央党校教员的成仿吾疟疾初愈，体质极度虚弱。组织上出于关怀，打算让他留在苏区。然而，成仿吾却斩钉截铁地拒绝：“我走，我能走，让我去吧！”
作为当时红军队伍中唯一拥有大学教授头衔的知识分子，成仿吾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高知”身份而要求特殊照顾，更没有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在长征途中，他不是单纯的“幸存者”，而是积极的“战斗员”和“教员”。在行军休息时，他坚持给干部战士上政治课，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深知，保存革命的火种比保存个人生命更重要，培养干部的决心比克服身体的病痛更迫切。这种为了党的教育事业不畏艰险、以身作则的担当，正是“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精神。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成仿吾在长征中的事迹，并在书中附了成仿吾刚刚走完长征风尘仆仆的照片。
二 艰苦创业 “无中生有”办陕公
“七七事变”后，延安成为爱国青年心中的灯塔。为了在短时间内把这批热血青年培养成抗战干部，党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毛泽东亲自点名由成仿吾主持这项工作。
当时的陕北公学，可谓“白手起家”：边区政府只拨付了1800元开办费，没有校舍、缺少教员、缺乏教材。面对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仿吾没有等、靠、要，而是带领师生自力更生。他提出“睡地铺、住窑洞、同劳动”的口号，带领大家挖窑洞当校舍，开荒种地搞生产，自编教材搞教学。他把有限的经费全部用在刀刃上，坚持“厉行节约”，将办学经费悉数投入人才培养。从1937年秋到1939年夏，陕北公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为抗日前线输送了6000多名干部，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成仿吾的政绩，不是盖了多少高楼，而是为革命队伍输送新鲜血液，为抗日胜利注入青春力量。
1937年，陕北公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三 敌后办学“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挺进敌后开展国防教育。成仿吾率领师生长途跋涉三千里，穿越敌人封锁线，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在敌人的“扫荡”和“围剿”中办学，在常人看来是天方夜谭。但成仿吾却提出了一个朴素而伟大的口号：“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白天，在行军途中隐蔽的树林里，学生们学习“哲学概论”；晚上，睡觉前，大家热烈地开展讨论。师生们在胭脂河畔的丛林村庄中，在枪炮声的间隙里坚持办学，抗战期间培养了万余名毕业生。成仿吾深知，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保存知识精英、培养革命骨干就是最大的政绩。他深入实际，创造了“战火中的大学”模式，让教育在战火中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成为了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成仿吾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上讲话
四 五译《宣言》 追求真理精益求精
政绩不仅有眼前的轰轰烈烈，更有背后的默默坚守。成仿吾一生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间跨越半个世纪，堪称翻译史上的佳话。1929年受蔡和森之托完成首次翻译，1938年与徐冰合作推出“成徐译本”，1945年的译稿因胡宗南进攻延安而遗失，1952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35周年四译《宣言》。
1975年，已是78岁高龄的成仿吾，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开始第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为了一个词、一个字的准确性，他对照六种不同版本的德文原版，逐字逐句推敲。朱德委员长得知后，盛赞道：“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做好了，对世界都有影响，有世界意义。”成仿吾晚年曾说：“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一件关系到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工作，要拼命向前啊！”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这种甘坐冷板凳、只为后人留下最准确真理的精神，正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正确政绩观的体现。
1975年成仿吾和校译小组全体成员合影
经过成仿吾小组校译后重版的马恩著作
五 实事求是护师生 拒绝“假大空”政绩工程
1958年，成仿吾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当时正值“大跃进”浮夸风盛行，高校被迫盲目扩招，导致出现了大批教学质量无法保证的“大肚子”班。第二年，上级又要求“泄肚子”，大规模淘汰学生。
面对这种朝令夕改的“政治任务”，成仿吾没有为了迎合上级而机械执行，更没有为了所谓的“政绩”而牺牲学生的前途。他顶住压力，派人深入各系摸底，然后果断决定：不搞一刀切，而是通过分班上课、加强辅导、留级等措施，帮助那些学习吃力的学生渡过难关。他严肃地指出：“学校的工作是教学，离开这个中心，就是不务正业，就将贻误于未来。”在当时那个狂热的年代，成仿吾宁可自己的“政绩”不显眼，也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被随意抛弃。他像爱护自己孩子一样爱护学生，被几代人亲切地称为“妈妈校长”。
成仿吾老校长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形象工程”，也没有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他的政绩，写在陕北公学的窑洞里，写在华北联大的行军路上，写在《共产党宣言》的译稿中，更写在他深爱的每一位学生心中。他用一生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那就是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经得起历史检验。
成仿吾、郭影秋和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第一批研究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