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精神上之观察

古今文学大势，就精神上观察之，其别有四期。虽未能立确然之区划，然亦固各关于时势也。

一、创造文学 创造者，前无所因，体必己出。自有文字以来，至于周秦之末世，皆为创造时代。章学诚以至战国而文章之体备，盖五经既作，实为众制之渊源。至于战国诸子，驰骋辨论，文藻益富，而纵横之学，出于古行人之官。苏、张侈陈形势，为京都诸赋所本。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则《上林》《羽猎》所取资也。乃若韩非肇连珠之体，屈、宋极骚人之致，并为后世宗效。《文史通义·诗教》篇列《文选》诸体，推其并出于战国甚详。要之，周秦以前，并是文章创造时代也。

二、模拟文学 周秦以后，文章率出于模拟。然上者模拟其精神，次乃模拟其形貌。相如、枚乘之拟《骚》《雅》，拟其精神者也；扬雄之拟 《易》《论语》，拟其形貌者也。故《史通·模拟》篇有 “貌同心异”“貌异心同”之说。周之诗、骚，汉之赋，六朝之骈体，唐之诗歌，宋之词，元之小说、杂剧，皆貌异心同之类也；后世文集拘牵形貌，陈陈相因，皆貌同心异之类也。章学诚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沮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 (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流别集》)，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又曰：“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于建安 (魏文撰徐、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于齐、梁之际；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

三、国家文学 夫模拟文章，能得其精神，而不专取其形式，则犹可以致一时之盛。故模拟之弊，极而不可挽者，实在国家以文章取士之后。班固已诋博士为利禄之路。汉以下虽重文章，然门望选举，取士犹有他途。唐宋以还，一以诗、赋、策论、经义为尚。模拟之道，于是乎终穷。然宋尤甚于唐，盖唐时登第，犹赖名人达学为之延誉，宋以后始纯任有司之耳目矣。苏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杨用修云：“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学者失之陋。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其间学为古文歌诗，虽知效韩文杜诗，而未始真知韩文杜诗也，不过见宋人尝称此二人而已。”盖经义之弊，始于宋王安石，至明清以来，其汩没士人聪明才智，使终身不得自拔，昔人论之详矣。模拟之弊至此，文章安得不日衰乎?

四、平民文学 昔者太史陈诗，其所采者，匹夫匹妇之歌谣而已，皆怨叹感讽，出于自然，不待国家制其体势、施其劝禁也。于是孔子有取焉，以为十五国风。失德之君，恶讥刺并兴，始有监谤之事。诗人之戒，不得以明。《春秋》乃隐约其辞，以寓褒贬。定、哀之间多微词，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不知己之有罪。盖继诗以发愤，不得已之志与？孟子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此之谓也。自春秋以后，平民文学，几乎息矣，况更秦之暴政哉。由汉暨唐，国家虽重文学，然未尝多方以为之桎梏。故模拟之余，犹得自纵其词采。其后程试有格，士人所传者定说，所守者定法，父师相教，一切务同于国家之好尚，至其弊之极。而后宋、元之间，复有平民文学之萌动，词、曲、小说是也。其言颇猥杂不类，或悉用俗语，不尚文雅，岂非惩于国家文学之敝，而自变其体以发愤者耶？甚至苴弃德义，不屑与国家之好尚同，以洸洋而恣己。君子陋其文而哀其志，以为风诗之遗也。然平民文学，固不当仅存于俗语，宋元以来，格于国家之势，是以其体未大也。自清季始废科举，民治嗣兴，国家宜无复束缚文学之事，则自今以往，平民文学，殆将日盛乎！

综而言之，国家文学，近于模拟；平民文学，近于创造。创造与模拟合，广臻文学之极轨矣。

二、中国文字最古之特质

近世言语学者，论世界言语起原，以单音为最古。故言语学之系别有三：一曰单音系(Monosyllabic)，二曰合体系(Agglutinative)，三曰变音系(Inflexive)。单音系者，就人类原始之音，创立字体，以为之符，吾国及暹罗、缅甸、安南，以至国内苗、猓诸族，咸属此系，言语形式之最古者也。其次乃有合体系。合体系者，以单音字胶合，形则相缀，音亦随增，离之仍各自为字，条兰尼恩(Turanian)族，如今土耳其等，咸属此系。又次有变音系，随其声之屈折，以适于变，形声并繁，离之不复悉各成字矣，闪弥族及今所谓印度欧罗巴语系，咸属此种，其于祖单音一也。今欧洲文字，莫不有语根(Root)、冠语(Prefix)、缀语(Suffix)之辨，是即当时孳乳转变之成法。久渐淆乱，不尽可别。然彼土所谓语根之单音，统其字形之最简者而言，有时合尾音读之，不仅一音。惟中国一字一音，乃真可谓单音耳。偶有点画繁重，合数字而成者，其音仍纯乎一，确守世界最古单音之旧系，斯足异矣。

世传太昊时已有文字，然仓颉之字独盛行，后世字书，无不宗仓颉者。仓颉或云黄帝史官，或云先于黄帝，要在今四五千年以前。仓颉以来，书之体势虽有篆楷之殊，而其形义，仍垂旧式，卒无所变。惟仓颉能造此通用数千年之文字，非如埃及、巴比伦古文，久归销亡也。自腓尼基人始创标音文字，中国文字所以不立字母者，盖主义不主音，创造于字母发见之前故也。欧洲造字，亦始于象形，其后音繁，乃立字母以范之。字母行而象形之书废矣。

十九世纪中，考古学，多探索埃及、巴比伦古文，论者遂谓中国文物，来自西方。自那古伯礼（Terrien de La Canperie）以后，此论渐寂，亦一时风尚使然也。那氏尝主《东方杂志》，所著《中国文明史》，以神农为即巴比伦之沙恭(Sargon)，以黄帝即巴比伦之纳洪特（Kndur Nakhunte)，又以《易经》卦名，比附楔形文字，考证至数十条，真可谓谬悠无实之谈，不足深辨也。

哀德硁氏(Edkins)著《中国言语学上之地位》(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谓世界言语，同出一源，皆发自小亚细亚之米所波大未(Mesopotamia)及亚米尼亚(Armenia)之间（按哀氏前已有此说），其始必别有一种单音文字，在埃及与中国文字之前，而为诸族文字之祖者。书中多引中国文字比较，其一条引中国“别”字，读若bit或pit，梵文曰bheda，希伯来曰bad，拉丁文曰pars、bartis，英文曰separation、departure，其义皆与“别”同，而音亦相近。晚出之字，虽加冠语、缀语，仍中含原音，可为文字始出一源之证。余多用此例。按中国“别”之义本出于“八”（象相背之义），读若bah或par，其音益与欧、梵语根合，哀氏所谓更有一种单音文字在中国之先者，既无何等确据，则用哀氏之例，谓中国单音文字实为诸族之源，亦何不可？要之中国文字，其音读形式，在世界中，宜为最古矣。

至于中国文句位置，亦得言语自然之序。(见第二章第五节)此又其最古之一证也。

三、中国文学美之特质

中国文章形式之最美者，莫如骈文、律诗，此诸夏所独有者也。

一、骈文 阮元《文韵说》曰：“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咏叹声情，皆有合乎音韵宫羽者。《诗》《骚》而后，莫不皆然。而沈约矜为创获，故于《谢灵运传论》曰：‘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约《答陆厥书》云：‘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休文此说，乃指各文章句之内有音韵宫羽而言，非谓句末之押脚韵也。（即如‘雌霓连蜷’，‘霓’字必读仄声是也。)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亦只论章句中之平仄，不复有押脚韵也。四六乃有韵文之极致，不得谓之为无韵之文也。昭明所选不押韵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声音者，所谓韵也。休文所矜为创获者，谓汉魏之音韵，乃暗合于无心；休文之音韵，乃多出于意匠也。”盖骈文至齐梁为盛，徐、庾嗣作，声律弥精矣。

二、律诗 沈约之论音韵，本兼诗文为言，故律诗之法，亦至休文始严，有四声八病之说。刘勰《文心雕龙》曰：“声画妍媸，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又曰：“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此极论句中平仄调适之法。唐初上官体，及沈、宋继作，于是律体大成矣。

夫骈文、律诗，既准音署字，修短相侔，两句之中，又复声分阴阳，义取比对，可谓美之极致。然亦字必单音，乃能所施尽协。异邦之人，书违颉诵，即有闳文丽藻，而音调参差，隶事亦匪均切，非其至矣。故吾国文章，所长虽非一端，骈文、律诗，则尤独有之美文也。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摘选自《谢无量文集第9卷 中国大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6页，并拟定标题。《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初版）没有使用后来的新式标点符号，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加以标点出版，但吴真教授发现其中有些标点不太准确，故对有些标点符号做了改动。

附 识

20世纪初，伴随着大学文科教育在中国的展开，《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系统的人文科学登上学术舞台。1918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虽然在时间上晚于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但它却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鉴于传入中国的西方“纯文学”（Literature）定义无法容纳中国固有的文学样式，谢无量提出“大文学史”的新框架，将史学、经学、诸子学、理学、文字学、音韵学等都纳入大文学史脉络中。在构建“大文科”格局的今天，回到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重读《中国大文学史》，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

《中国大文学史》不仅注意从历时性的角度论述文学史线性的变迁发展，也注意从共时性的角度描述文学各体的概貌特征，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通史的写法。有别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法，该书采用上古（唐虞、三代至秦代）、中古（两汉至隋朝）、近古（唐代至明代）、近世（清）的历史分类法来划分中国文学，每期先归纳其时代背景（时势）与文人活动，分析时代的文学风貌与名家名篇。这一体例为后来文学史沿用至今。

在绪论中，谢无量别出心裁地将四个分期的时代特点归纳为创造、模拟、国家、平民。宋代以来的传统文学观念是“尊诗抑词”，藐视和排斥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的小说、戏曲，谢无量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亦不谈宋词及小说戏曲。《中国大文学史》在中文学界首先提倡“平民文学”，认为“宋、元之间，复有平民文学之萌动，词、曲、小说是也”，首次专章论述宋词、小说、戏曲，并以平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进化的“极轨”，预言“自今以往，平民文学，殆将日盛乎!”《中国大文学史》反映了不以元明清的平民文学为退化、反而认为是进步的唯物文学史观，在文学史编撰史上具有颠覆性和开创性。该书至1932年已印至17版，是20世纪上半期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谢无量精通英、德、俄、日、梵文等多种语言，曾译编多本英、德、日的文哲书籍，因此《中国大文学史》一书能够融通中外，梳理中西文学观念的历史变迁。第四章《中国文学之特质》，从“汉字的特质”“文章形式美之特质”两个方面展开中西比较的论述。他敏锐地感受到中西在文学范畴划分上的矛盾与差异，因此提出立足于中国文学特质的“美文”概念:“吾国自古有美文与实用文之别。”“欧学东来，言文学者或分知之文、情之文二种，或用创作文学与评论文学对立，或以实用文学与美文学并举。顾文学之工，亦有主知而情深，利用而致美者，其区别至微，难以强定。”

1916年，陈独秀借用西方文学观念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划分，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则试图用“主知而情深，利用而致美”的标准来兼容中外关于“美文”的差异，进而提出了其整体文学观:“文学之所以重者，在于善道人之志，通人之情……虽天地万物、礼乐刑政，无不寓于其中，而终以属辞比事为体。声律，美之在外者也；道德，美之在内者也。含内外之美，斯其至乎。”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学定义，体现出谢无量站在中西文明、新旧文学的转折点上，尝试建立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现代学术自觉。

谢无量在论述“文字最古之特质”时，旁征博引，与当时欧日方兴未艾的“言语学”（Philology）以及西方汉学进行学术对话。在比较语文学的视野下，他指出，正是汉字的单音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独特美感:“骈文、律诗，既准音署字，修短相侔，两句之中，又复声分阴阳，义取比对，可谓美之极致。然亦字必单音，乃能所施尽协。”“中国文章形式之最美者，莫如骈文、律诗，此诸夏所独有者也。”

作为20世纪最早以现代学术眼光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谢无量的大多数论著虽然采用传统的文言文写作，但是其视野眼光、研究意识以及论述方法却是现代的、融汇中西的，体现出他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尝试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吴真)

大先生谢无量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本名大澄，字仲清、无量，号希范，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民国时曾任参议长、国民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4年12月7日，谢无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谢无量是一位兼具传统士大夫气质与新式知识分子精神的革命者，一生忧国忧民，胸怀家国天下。1901年，他与李叔同、黄炎培等人同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就读期间，他与马一浮、马君武创办“翻译会社”，翻译介绍世界名著，并阅读《资本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在反清、立宪、北伐、抗日救亡、反独裁等历次时局变革的重要关头，不断追求进步，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同时又清高自守，不为势利祸福所动，受到近代政界和学界盛赞。

1909年，谢无量被聘为四川存古学堂（四川大学前身）监督，培养了郭沫若、李劼人、王光祈、蒙文通等大家。他一生辗转于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九所高校任教，桃李满天下。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大文学史》在民国时期多用作中学和高校的教科书，发行量巨大，对现代中国学术影响甚大；《国民立身训》等则在推动现代国民道德观念重构方面意义非凡。

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受吴玉章校长邀请，谢无量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特约教授和顾问，主讲《文心雕龙》，并陆续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读后》《王韬——清末变法论之首创者及中国报道文学之先驱者》《纪念关汉卿——革命的戏剧家》等重要论文。他以广博学识和通达襟怀，让赵澧、冯其庸、谢自立等一批青年教师得以随时请教见解与方法、效法学养与师道，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语言文字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谢无量有着旧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四部之学的贯通，同时又博研海外诸学，学通英、日、德、俄、梵文等多种语言，真正做到融通古今中外文化、开辟学术新途。冯其庸评价谢无量不仅是博通古今的“国学大师”，更是一位融汇中外的“通儒”。清末民初，在中国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化极大冲击之际，他反思和挖掘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同时积极向西方学习，写作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等23部开风气之先的论著。

谢无量的论著体现了尝试建立具有中华文明特征、中国话语体系的现代学术自觉。他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方法，明确专科史的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将哲学、文学等学科从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对中国哲学、文学、政治思想史、佛学、词学、妇女文学等学科有开拓之功。

1956年1月谢无量受到毛泽东宴请（中为卫立煌，右为谢无量）

谢无量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唯物史观贯穿其文史哲研究。1926年，他受聘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所教授的历史研究法，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学中的第一次系统讲授。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谢无量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思想也很进步，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就写了《王充哲学》，这是提倡唯物史观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颜梅）

本期内容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