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进行谈判之前，我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这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萨布洛夫的建议。早在斯大林逝世前，他提出在开始讨论项目之前，先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和部门负责人轮流给我们讲一讲关于怎样做计划的问题。1953年1月26日确定了讲授的内容，并从1月30日开始讲授，到2月26日结束。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次。

1953年4月初，正式进入关键性的谈判阶段。

我们当时的建设热情极高，主观上都想把劲鼓足，想多依靠苏联的援助，所以做的计划比较大。例如铁路，“一五”计划草案提出5年修铁路一万公里。卡冈诺维奇是交通专家，他问：为什么一上来就修这么多铁路？我们说，我们国家同苏联一样，幅员广大，地域广阔。他问：有那么多钢轨和枕木吗？如若这些苏联可以援助，但谁给你修这么多车站、上水装备、通讯设备？我们回答，请苏联给予支援。苏方表示，他们也负担不起，力所不能及。对此，富春电话请示国内，很快回复，改为五千公里。

我负责冶金项目的谈判，谈判对手是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冶金工作的副主席。谈判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我们前后谈了20多次。他很认真，对每个项目都事先做研究，抠得非常细。我们没有搞现代化工业企业设计的经验，好多问题一时回答不上来。特别是矿山项目，前期工作做得太粗，很难满足设计要求，许多矿山资料不完整，勘探资料远远不能满足设计的需要，给项目和设计谈判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只好打电话把谈判情况报告中央，并请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到莫斯科，专门把我国对矿山进行的最新勘探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他们表示同意和理解，认为我们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不能对中国同志要求得太严格，因为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对矿山进行详细勘探的能力。苏联地质部一表态，他们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就基本同意了我们提出的项目。

其他领域的谈判也是一样艰苦。沈鸿负责机械工业项目，由于我们提出的项目较多，苏联抠得特别细。沈鸿是专家，他的谈判对手是苏联国家计委一位委员，几乎是天天为项目“吵架”。

每天谈判早出晚归，对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能为新中国建设做点事是一种幸福，所以情绪始终是高涨的。谈判桌外，我们同苏方各部门的人，也常常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他们也很劳累，话里话外听得出来，苏方也有难处。

苏联为援建中国也做了很大的努力。用苏方人员的话说，中国是个大国，提的项目工作量大，接受这些项目就必须修改他们自己的计划，与援助东欧国家不同。苏方人员还说，援建中国的项目他们要根据进度供应设备，有些还要供应材料、派遣专家。据说为中国项目仅设计单位他们就增加了3万人。

当然，正常的国家间谈判都应该是互利的，中苏谈判也如此。苏联也有求于我们，特别是苏联需要的战略物资，如稀有金属钨、锡、锑、钼、汞及天然橡胶等项目，谈判时进展较快。

到4月中旬谈判进入尾声。我们原设想由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150个，其中有60项苏方没有接受。理由：一是缺乏技术资料，二是中国自己可以设计，三是可推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四是目前还没有能力建设，五是我们没有必要建设，六是苏联方面技术也不过关。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苏联政府提供的援助虽不是无偿的，却是真诚的。记得后来陈云也多次说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有的设备，苏联刚试制出两台，他们一台，给我们一台。为维护中苏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一五”计划开始时，苏联将旅顺、大连交还中国。中长铁路两家共管多年后，交还中国。中苏合营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也于50年代交还中国。作为友谊的象征，“一五”计划中有些项目的确定，我想也有对我国补偿之意，因为战后苏军从我国东北拆走了大量的设备。

谈判基本结束时，李富春派宋劭文回国向中央汇报。4月17日，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了宋劭文的汇报，重点汇报了与苏联新议定的91个项目和原已决定的50个项目，一共是141项。对苏联答应援助中国的项目，以及苏联希望中国向他们出口一些稀有金属的要求，毛主席基本上表示赞同。这是中央第一次讨论五年计划。毛主席说：苏联削了的项目，有的缺乏地质资料，实际不能干；有的自己可以干，何必给别人干；有的可以缓干。削了大家都舒服了，削了我们的主观主义。五年计划完成、完不成、超额完成都有可能，我们必须完成，争取超额完成。钱多了，修铁路，办学校，为农民办事。

会议赞同中国在苏联设立经济参赞处，要求经济参赞处负责五件事：项目设计、成套设备引进、聘请专家、交流技术资料、派遣实习生。

宋劭文还汇报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布洛夫对我们制定计划的建议，即制定五年计划要留有余地，计划指标应该能让企业提前一年完成，至少能提前一个季度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力量还很薄弱，缺乏经验，订的计划指标太高，最后完不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哭鼻子了。做计划的同志还要估计到一些不可预见的困难。

宋劭文返回莫斯科后，苏方应我方要求，正式提出了援建项目清单、减调项目清单和要求中国向苏出口物资的清单。4月25日下午，我们从苏联贸易部取回协定草案文本和附件，经过大家多次认真仔细审查与核对，终于在1953年5月15日正式签订协定。中方参加签字的是李富春、宋劭文、我（代表民用工业）和钱之道（代表军事工业）。

在正式签订的协定中，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1项。其中，在我们去苏联谈判之前就已议定的项目50项，赴苏联谈判过程中新确定的项目91项。后来，苏联方面又同意追加了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实际施工的是150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国防工业共44项、冶金工业共20项、能源工业52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和轻工业共10项。

协定正式签订后，我们整理资料，做好善后工作，准备回国。其他未了事宜则交大使馆办理。富春由于要乘坐飞机回国，所以动身晚些。王世光、齐明、陈平和我4个人，带着装满十几个箱子的大批资料，乘火车回国。我们5月24日下午乘上火车，经过整整9个昼夜的颠簸才回到北京。

至此，历时近10个月的苏联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编审 楚艳红 摘自《袁宝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