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战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我父亲李琦（小名灵心）回忆，1937年春父母带他回老家，在祖居北房前廊檐柱旁，父亲特意教他唱《救亡进行曲》。这首歌激励着两代人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投身抗战。

李舜琴、阎林民在北平

李琦的父亲李舜琴和母亲阎林民生于山西平遥的富裕之家，上世纪二十年代先后加入中共，在北京（北平）分别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边上学、教书，边做地下工作。1928年秋生于协和医院的儿子李琦随父母过着动荡生活，很小就经历了家被搜查、父亲被捕的白色恐怖。

1936年春李舜琴被释放。眼看日军铁蹄踏入东北和华北的大片国土，他在北平与郑天翔、武新宇等人发起成立晋绥旅平同学抗日联合会，通过出版刊物、发表演讲、组织游行和募捐，动员更多学生和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年冬，他参与领导绥东抗战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西安事变后，他在北平市委赖若愚领导下与杜润生等人编辑半公开刊物《公理报》。此报主要根据收听到的延安广播记录编写而成，然后秘密散发，宣传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张。他还紧密联系一些积极进行抗日宣传的在校学生，曾为一位学生写的关于“民族解放先锋队”斗争的文章题写“为民先锋赞”。

1937年夏，为向延安输送年轻知识分子，中共北平市委组织“北平学生假期西北参观团”，指定李舜琴为团长带领一批学生去延安，其妻和儿子同行。团员齐集车站之日，恰逢卢沟桥事变发生，火车无法开行。回城等候期间，阎林民带领妇女慰问团携饼干等食品到各城门慰劳守城官兵。不久，参观团改乘平绥路火车，经大同辗转到太原。这里的一些进步学生也加入了参观团。

初到延安

过黄河进入陕西省后，参观团在云阳镇受到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盛情招待。在红军部队驻扎的泾阳、三原一带村子墙上、连队“救亡室”里到处张贴着抗日标语和宣传画。小李琦印象最深的一幅漫画是：袖口写着“中国”的大拳头把小日本打得脚板朝天。在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参观团乘坐运粮食的卡车奔赴延安。

1937年夏赴延安途中过渭河

李琦与母亲坐马车前面，父亲（后左二）等人推车

八月末，“北平学生假期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次日，毛泽东主席请李舜琴夫妇在窑洞谈话，当晚延安举办了欢迎参观团的文艺晚会。此时，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和海外的年轻知识分子纷纷涌入延安，拟设立一所大学。但延安已有抗日军政大学，南京政府不准许再建大学。李舜琴遂提议以“公学”之名办学。很快，夫妇二人便协助成仿吾校长筹办陕北公学。

不满九岁的李琦面临着选择：上学还是工作。他急切地想参加抗战，被分配到延安的儿童剧团。这个主要以原人民抗日剧社（红军的剧社）歌舞班小演员组成的剧团，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换上国军军装，李琦有了中士军衔。

然而，李琦与父母虽身穿八路军军服，却未曾拿刀枪与日军直接拼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过，抗战需要文武两支军队，除了用枪，还要用笔和口与日本打仗。这两代人正是用笔和口进行文化抗战。

“为抗日救亡而设”的陕北公学开学后，李舜琴任教务科长，协助教务长邵式平实施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常去请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讲课。阎林民任图书科长，为师生管理与提供学习和参考书刊。他们住在清凉山根东南侧的一孔石洞里。洞口虽有门窗，但洞壁总有滴水，十分潮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为实现毛主席所希望于陕北公学的培养和造就一批“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的“先锋分子”而勤奋工作。

在儿童剧团及后来与其他文艺社团合编的抗战剧团，李琦唱歌、跳舞、演剧，随抗战剧团走遍了陕甘宁边区。他年纪虽小，因国语讲得标准，常在剧中出演重要角色，譬如《消灭汉奸》中的放羊娃，在其他剧里，甚至戴上假胡子扮演老汉。剧团还演出过《亡国恨》《死亡线上》《难民曲》《放下你的鞭子》《复仇》《上前线》《活捉鬼子》等剧。李琦个子高，在跳《民族统一战线》《海陆空军总动员》等舞蹈时，总是排在最边上或最后面。他们演唱了很多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打倒日本强盗》《风陵渡的歌声》《到敌人后方去》《再会吧，在前线上》。他们的演出鼓舞着抗战军民。

1938年夏李琦（前）随巡回演出的剧团在黄河渡口

1937年冬，抗战剧团南下到国民党统治的关中地区及沿黄河一带宣传抗日。在西安，成人团员因国军限制撤离后，李琦与小团员们化装成流亡儿童组成“孩子抗战剧团”继续巡演。一次在黄河边，演出刚开始，对岸日军就开始炮击。在隆隆炮声中，李琦和小伙伴继续表演，他们明白：日军就在河东，一旦打过来，人民如果不觉悟，不武装起来抵抗怎么行？台上演出的节目激励着当地驻军和老百姓，小演员们不辞辛劳、不惧危险的行动也感动着观众。

烽火家书

离开延安一年之际，思念父母的李琦给母亲写了封信，托人捎到延安。信里写道：

李琦1938年冬写的信

“亲爱的妈妈：

树儿一天一天的长，你的儿子也一天一天长大了。妈妈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分别一年了。在这一年的当中，你的儿子也没有给你写信。我们现在在三原，要回延安。可是上面下命令不叫我们回去，叫我们在潼中工作，工作二三个月就要回延安。还有一个事情，我的爸爸说他在城里学习，到底在城里什么地方，请你告我，我好给他去信。我现在要睡觉了，祝你身体安康！”

下面横横竖竖写了几行字：“爸爸好吗？”“你的儿子灵心”“抗战”“晚上写的”。

然而，信如石沉大海。李琦不知，1938年夏他的父母调离陕北公学，并于这年冬天离开延安，随彭真、贺龙、关向应带领的队伍冒着严寒一路跋山涉水向日军后方挺进。途中，为躲避日本军机轰炸，深度近视的李舜琴掉进了一口枯井。

1938年冬，李舜琴和阎林民赴晋察冀边区行军途中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两位知识分子先是一同在晋察冀分局党校、抗战建国学院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编审科从事教学、教务和教材编写工作。后来李舜琴担任边区的党委秘书长、宣传部长，阎林民随丈夫在边区的几所高级小学当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学校注重教给学生抗日救国的知识和本领，组织他们投入建设和保卫边区的各项工作。

不知从何途径，儿子的信经战火纷飞的土地千里迢迢辗转送到父母手里。母亲把这粗制白纸上写的信仔细缝进夹衣里层，在打游击和反扫荡中把它保存下来。在心底，父母挂念着远方的儿子。

拿起画笔

这时尚在国统区的李琦逐渐转向美术工作。在“孩子抗战剧团”的巡演中，他一路走一路用麻捆的刷子蘸着石灰或锅底黑在墙上刷抗日标语，画《军民团结打鬼子》等漫画。他能成为团里的美术骨干得益于早些时候从来自大城市的画家——儿童剧团正副团长温涛和胡一川、抗战剧团宣教科科长施展那里得到的美术启蒙。以前给这些画家打下手的李琦现在需要独立搞美术宣传了。

1939年春，李琦等小团员从国统区返回延安后，抗战剧团与鲁迅艺术学院为邻，常请鲁艺教员萧三、冼星海、郑律成、辛莽、崔嵬等人讲授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表演等课程。李琦喜欢音乐，常唱起萧三和冼星海为他们作词谱曲的团歌：“我们小小年纪，有我们自己的武器，我们唱歌跳舞，我们上台演戏。老百姓看了心里欢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团结抗战到底，坚持争取最后胜利。解放我中华民族啊，努力、努力、努力！”在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中，他与团里几个尚未变声的男孩子参加了女声部的演唱。对于乐器，他也感兴趣，学过拉小提琴，还曾尝试作曲。然而，最让他着迷的艺术形式是美术。

幸运的是，李琦在延安得到了一些美术家的指教。1940年抗战剧团编入附属鲁艺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次年以抗战剧团为主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这样，李琦有更多机会听鲁艺美术教员讲课，到鲁艺看画展，还常跟在鲁艺师生后面写生。见他如此好学，鲁艺教员王朝闻专门用泥巴雕塑了个头像供他练习素描。1943年春，边区艺校并入西北文艺工作团。这个团有正式编制的美术组（股），组长画家石鲁对李琦倾心指导。

李琦很勤奋，排练间隙、行军途中小憩、骑在驮道具的驴背上，甚至在开会、上课时，他抓紧一切机会练习画画；有时捡起树枝在地上练习。笔墨纸张十分难得，他学会了自制画具：用柳条烧制木炭条，用钉子和粗铁丝砸磨成刻刀，锯木头当木刻板。他的画作和木刻有时会出现在延安的画展和展览上。画笔，已成为他主要的抗战武器。在抗日烽火中，李琦成长起来，为以后成为画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胜利重逢

抗战终于胜利了！延安在沸腾！李琦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复播创作了歌曲《开场锣鼓》。1946年，他得到渴望已久的在美术方面深造的机会——到在晋察冀解放区办学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早在1945年秋，李琦的父母已进入八路军在抗战胜利后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张家口，李舜琴担任《张垣日报》社社长，阎林民做报社党支部工作。

1945年秋，李舜琴、阎林民在张家口

在晋察冀解放区首府这个有“第二延安”之称的张家口，阔别九年的父母和儿子终于重逢！相见之初，父母竟认不出面前这十八岁的高个头小伙。他们述说着分别后学习和工作上的体会和成就，分享着收获和胜利的喜悦。虽历经千难万险，他们无怨无悔。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两代人毅然抛弃相对优渥的城市生活，在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和危险的国统区，用笔和口进行抗战宣传和教育。与千千万万抗日前辈一样，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舍小家为国家，挺身而出奋力挽救民族危亡。他们无愧于这个民族和时代!

李琦在其画作《啊，延安》前（1993年摄于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