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毛泽东评《中国通史简编》

至今，每当提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人们仍然会想起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

图一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封面

范文澜(1893-1969)：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作品特别是史学著作教育和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和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他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被誉为“新史学宗师”。

中国人民大学至今已有85年的历史，其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翻开1993年学校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继吴玉章、成仿吾之后，位列第三 的就是曾担任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的范文澜。

1945年底，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决定创办新华大学，经过几次专门讨论后决定，将新华大学改名为北方大学。经中共中央推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任命当时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担任副院长职务的范文澜为北方大学校长。

图二 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范文澜

1946年2月，范文澜从延安出发，赴晋冀鲁豫边区从事文教工作，3月任北方大学校长。

图三 范文澜出任北方大学校长

图四 北方大学的教育方针

1946年4月20日，范文澜在全校大会上，阐述了北方大学的宗旨、任务、学风、校风、组织机构等。这一讲话实际上成为北方大学建校的纲领。

学校以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为方针，以“实事求是”为校风，提倡自由思想、民主讨论、互相学习、追求真理。

北方大学教学中注重学习毛泽东思想，注重社会实践，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土地改革，赴前方慰问解放军；组织师生开展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学校的经济困难。在课程建设方面，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的原则，大胆创新，并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课程设置。北方大学的领导干部和骨干教师，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有的来自国民党统治区。范文澜善于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群策群力，办好学校。在工作中，他保持着延安干部的优良革命传统，事事处处以身作则，深入群众，艰苦创业，受到师生员工的敬重。

图五 北方大学范文澜校长致鲁西北书店的感谢信

1948年夏天，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范文澜兼任华北大学四部（即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职务。

图六 华北大学负责人（丁浩川、吴玉章、鲍建章、范文澜、沈钧儒、何干之、成仿吾）与沈钧儒合影

图七 1948年10月，华北大学领导送别南下干部。

前排左起：钱俊瑞（3）、吴玉章（4）、范文澜（5）、成仿吾（6）

图八 华大二部毕业同学与学校领导合影（吴玉章 成仿吾 范文澜）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范文澜受国务院正式任命，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同年中国历史学会建立，他当选为历史学会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

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哲学社会科学部，范文澜当选为学部委员。1958年4月，范文澜出席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1965年1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委员。

范文澜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会在街上偶尔遇上男装打扮的秋瑾女士，骑着马在大街上来回走，他也跟在马后转来转去围观。1907年秋瑾女士被捕后被清政府杀害。这件事惊动了社会，也第一次在范文澜心灵上播下辨别是非的种子。

1917年下半年，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短暂担任蔡元培先生的私人秘书，后在河南汲县中学担任三年教员。1921年，范文澜应南开学校的聘请，来到天津。先担任南开学校的古文、历史课教师，随后兼南开大学教师，仍讲古文、历史课。课余时间研究古文学，撰写了《文心雕龙讲疏》稿，受到梁启超的称赞，随后正式出版。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期间，不论是在南开校园的集会上，或是在市民的游行队伍里，都可见到他的身影。他和大家一起呼口号，一起振臂举拳，反对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及学生运动的暴行。“五卅”反帝斗争的实践，是范文澜参与社会政治斗争的第一步。从此他摆脱开只顾埋头书本、脱离现实的所谓纯学术途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宣传爱国主义，讲国民责任，提倡牺牲精神，鼓励青年愤发图强，创造祖国的美好未来。他自己经过长时期的社会考察与实践，增强了对社会变革的认识，同情无产阶级，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926年，天津党组织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教员中还没有支部，范文澜任中共南开大学学生支部书记，实际是天津南开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1927年后，范文澜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同时还在几所中学里教授语文课。所有课程挤满了他的作息表。同时，他是“教联”负责人之一，兼理日常事务。还负责联络“左联”、“互救会”等社会团体，组织文化界反对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策略。他的寓所也成为党组织联络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地方之一。

1930年、1934年，范文澜曾两次以“共党嫌疑”罪名被捕，均被蔡元培出面保释或营救。1936年离开北平，去河南大学任教，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冬，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华中局领导机关决定送范文澜去延安。

1940年春天，范文澜到达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有关负责同志的欢迎，随后安排他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后来马列主义研究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归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中央委派范文澜担任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到延安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编一本供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用的历史课本。

当时的形势是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基于此，范文澜受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范文澜作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组织研究室的集体进行编写。参加的人员按朝代顺序，分工起草。范文澜追记说：“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所以，《中国通史简编》出版时虽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 实际由范文澜独力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与旧型类历史书不同，《中国通史简编》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史”。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一些大学，用于教学的中国通史一类书籍，多是用文言体写作，引用古籍原文说解，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而此书深入浅出，多有新创， 受到广泛的欢迎。解放区各地干部多视为必读之书。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在学者中也引起反响，得到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公开出版，进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

范文澜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成绩卓著、饮誉全国。从50年代初期开始，他在《中国通史简编》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中国通史》，篇幅由原来的约50万字扩充为约300万字，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耗费了他的很多心力。遗憾的是，他只撰写、出版了第1至第4册（从先秦到隋唐五代，约120万字）。范文澜逝世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研究室蔡美彪等十几位同志按照他的遗愿和他生前留下的写作提纲，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历时十余年，终于在1992年3月完成了范文澜未竟的事业，撰写、出版了第5至第10册（从宋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约180万字）。

1969年7月中旬，范文澜脑血栓症复发住医院治疗，因病情严重抢救无效，29日与世长辞，享年76岁。遵照其生前意愿，将骨灰送回故里，散洒于钱塘江，逐流漂向东海。

摘编自以下参考资料：

潘汝暄：《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范文澜》（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编写，中国人民大学，1993年）；

蔡美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前前后后》(《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 ；蔡美彪；《范文澜在天津的革命与学术生涯》（《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

赵庆云：《“我们党对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编纂事业》（《历史评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