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袁宝华与访苏代表团部分成员在莫斯科苏维埃旅馆，左一袁宝华。

我们到苏联后，大家都急切想了解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想参观他们的工矿企业，学习他们的经验。到莫斯科后，又遇上他们正在筹备召开党代会，所以就应我们要求，安排我们到企业参观学习。从9月7日到16日，我们在莫斯科参观了苏联工业技术展览馆、建筑展览馆、莫斯科大学，考察了斯大林汽车工厂、红色无产者机床制造厂及第一滚珠轴承厂、电缆厂、变压器厂、卡里伯厂、莫斯科煤气厂、吉那摩电动机厂等。之后由杨维、马宾等一些在苏联学习的同志和驻苏使馆商务参赞李强陪同，我们到更多的企业参观学习。李富春指定由我带领搞工业的一行约20人到苏联地方企业参观。我们的日程排得很满，几乎马不停蹄。

在参观考察中，我们对二战期间苏联经济遭到的严重破坏触目惊心，许多工矿企业都被摧毁了，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战后苏联经济恢复得确实很快。这也与他们从战败国拿回大量战利品有关。例如，苏联的照相机厂就是从德国拿来的技术、设备，引进的技术人员；从中国东北搬过去的机器设备安装后，马上形成了生产能力，所以恢复得快，而且有很大发展。我们所到之处，也看到和感受到苏联人民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夜以继日地工作。许多工厂差不多都是提前一年完成五年计划。当时他们有很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感到美帝国主义张牙舞爪，一些战争贩子叫嚷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经过战争，2亿多人口牺牲了2000多万。就苏联来说，一定要争取和平，再也经不起一个接一个的战争了。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不到三年时间夺取全国政权，并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非常赞赏。当苏联报纸报道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的消息后，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刚到莫斯科的那些天，一旦我们外出，就引起许多苏联朋友的关注。譬如，我们去乘地铁，马上就有不少人站起来给你让座；我们去商店购物，服务员更是热情周到地为你挑选；我们参观工矿企业，苏联同志总是热情地宴请我们，他们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上前来给我们敬酒，与我们拥抱、亲吻。当时，苏联同志之所以那么高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东方有个社会主义中国，他们的安全感大大增强。十月革命后，他们长期孤军奋战几十年，并遭受了德国法西斯的疯狂攻击，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才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使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苏联不只是一个极大的支援，而且是一个安全的屏障。20世纪前半叶两个最重大的事件，一个是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一个是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是又一个“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需要中国。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苏联是计划经济发源地，是我们的“老大哥”。这个计划大纲，对我们这些刚刚从事计划工作的人，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对我国“一五”计划中拟请苏联援助的项目，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我们更好地制定“一五”计划并坚定实现“一五”计划的信心，也是极大的鼓舞。

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结束，到斯大林逝世的四个月，是我们和苏方准备谈判的紧张的四个月。由于每天都要研究和讨论我们提出的项目，大家几乎都要把谈的项目背下来了。我主要负责冶金方面的项目。在这段时间里，除了熟悉项目，准备谈判之外，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一是接受国内的任务，与苏联外贸部有关人士商谈已确定的项目。这些项目后来都加进了中苏双方共同确定的156项项目之中。二是了解和听取东北工业部派到苏联学习的实习生的汇报。当时从东北工业部派去的实习生有八九十人，分布在各个行业和企业。通过他们，我们知道了不少苏联企业的生产情况和管理方法。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这对苏联人民来讲是万万想不到的，每一个苏联人都悲痛万分。在我们住的旅馆中，服务人员整天哭泣，眼睛都哭肿了。用苏联人的话说，斯大林去世了，我们怎么办？

毛主席当时因身体原因没有前往。3月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追悼大会。斯大林的追悼大会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苏联把周总理安排在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站在一起，显示中苏关系的特殊性。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政局开始动荡。赫鲁晓夫搞了个第一书记，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接着，赫鲁晓夫就开始彻底否定斯大林，这就给苏联后来的变化留下祸根。如果要分析苏联解体的演变过程，应该说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无非是完成了这个分裂过程。他们彻底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列宁逝世后到斯大林这30年的苏联历史，实际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动摇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

（编审 楚艳红 摘自《袁宝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