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书雄百万兵，

攻心为上胜攻城，

蒋军一败如山倒，

哲学尤输仰令名。”

      ——马璧

图一 艾思奇

1984年，曾担任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璧返回大陆时，为艾思奇故居题写此诗。他回忆说：“1949年秋后，蒋介石检讨大陆战败的原因，承认非输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一本《大众哲学》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诗句中得到充分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在云南考察时，专程来到位于腾冲和顺古镇深处的艾思奇纪念馆。在这里，他对艾思奇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

艾思奇(1910-1966)：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艾思奇曾在陕北公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等任教，长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影响了千百万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为党的理论工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图二 1937年10月4日《新中华报》关于艾思奇到陕北公学任教的报道

图三 1949年，华北大学校部同志合影，前排左四起成仿吾、艾思奇、吴玉章、沙可夫，右一何干之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省腾冲县。艾思奇的父亲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护国讨袁斗争中任蔡锷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是“护国军出师讨袁檄文”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后因反对军阀唐继尧被迫流亡香港。艾思奇1924年去香港寻找父亲，随后入一所教会学校学习，受到良好的英语训练，并受到父亲民主革命思想和哲学知识的薰陶。

艾思奇在香港读书一年后，因经济困难偕同弟妹返昆明，随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在学校，他参加了“青年读书努力会”，读到了《新青年》、《向导》等杂志，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负责学生会学艺部的工作，积极创办学生话剧团，并担任校刊《滇潮》的编委。在此期间，艾思奇还热情地与两位进步同学组织工人夜校，为附近兵工厂、造币厂的青年工人补习文化。

1926年和1927年，艾思奇先后遭到军阀唐继尧、孙传芳的抓捕，前一次幸运逃脱，后一次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由其宗伯李根源亲自出面找孙传芳交涉，保释出狱。不久，艾思奇即赴日本东京留学。从1927年到1928年，在日本学习日语，补习功课，并自修德文，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学习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钻研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等。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中共东京支部组织同学回国，以示抗议。艾思奇便随同“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回国。由于留学生活艰苦和用功过度，艾思奇得了严重的胃病。他回国后在昆明一面养病，一面阅读由日本带回的日、德、英等语种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同时，他为《民众日报》、《市政日报》副刊撰稿。

（这一时期，他还将《伏尔加纤夫曲》译成中文，交由老乡聂耳，并向聂耳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两人成了亲密的战友。由于聂耳英年早逝，艾思奇本人也没有关注过署名，使得这首经典的《伏尔加纤夫曲》的译者成为“佚名”。）

1930年初，艾思奇再度赴日。年底，他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同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刻苦自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中共东京支部为联络留日学生，组织了中国青年会，每周聚会学习一次。艾思奇不顾路途遥远，从不缺席。艾思奇经过几年的认真读书，更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世界观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曾对一位朋友说过：“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古代哲学都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社会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他对父亲所主张的“工业救国”的道路也有所批判。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和许多同学出于爱国义愤，再次毅然弃学回国。父亲本打算把他留在身边，他却希望到德国继续求学。1932年初，他到达上海，后因无法获得学费，放弃了留学的打算。

在上海期间，艾思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并开始用“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发表文章，在极端困难中，他写成第一篇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发表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不久，艾思奇经人介绍加入“社联”，分配在研究部工作。从此艾思奇走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当时，中国思想界被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所充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艾思奇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思潮，例如，在《中华月报》杂志上发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文章对实用主义、玄学、特别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

1934年6月，艾思奇进入《申报》工作，并把《申报》“读书问答”栏当作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1月，《申报》主持人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为纪念他，《申报》创办了“量才业余学校”，李公朴任校长，艾思奇任教员。他精心备课，最后写成24篇讲稿，即《哲学讲话》。

图四 《哲学讲话》

这是艾思奇探索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开端。24篇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载一年，1935年底汇集成册出版。而这个时候的艾思奇，只有25岁。《哲学讲话》第四版易名为《大众哲学》。该书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解放前共印行32版，还有很多出版机构私下印行的，就更不计其数了，可以说创造了当时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许多青年，正是在它的影响下走向延安，很多人，也正是在它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图五 《大众哲学》

“这本看似平淡的小书在当时所起到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

1935年10月，由周扬、周立波介绍，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1935年底，全国救国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艾思奇积极参加了这些组织的活动，并在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讲哲学，听众是工人和失业的青年。

1936年至1937年，艾思奇领导成立了哲学研究会，并参与发起了自然科学研究会。这期间，艾思奇先后出版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书，并与郑易里合译出版了《新哲学大纲》。

图六 1937年9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艾思奇（前左3）何干之前左1等人去延安途中，在西安和邓颖超同志合影

1937年秋，艾思奇等人经西安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在延安，艾思奇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并兼任陕甘宁文化界协会主任。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哲学研究工作。1937年10月间，他曾仔细阅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并作了长篇摘录，还给艾思奇写了信，肯定这是一本更深刻的书。

图七 毛泽东1937年致艾思奇的信

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负责。1938年9月30日，艾思奇、何思敬、周扬、成仿吾等18人在《解放》周刊第53期上，联合公布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延安和各解放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1938年年底，延安马列学院成立，艾思奇转到马列学院任教，并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1939年，艾思奇担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管理延安文化协会和救亡协会的文化工作。

1940年，艾思奇主编的《中国文化》正式创刊，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1943年，艾思奇发表了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1945年，艾思奇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8月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46年底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1947年底，艾思奇受中宣部委托，到晋冀鲁豫边区的长治，去协助范文澜解决北方大学的一些问题，并在北方大学工作，计划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艾思奇随北方大学迁至河北正定。

在华北大学，艾思奇任四部（研究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室主任。1948年10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重新开办马列学院、艾思奇调该院任教。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写作计划，全力以赴地赶写《社会发展史》以迎接全国的解放。在调到马列学院后，艾思奇还承担了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民主党派负责人员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学习班）的教学工作，后又在一段时间内兼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并为中国人民大学广大师生讲授了社会发展史。

图八 艾思奇 曾在陕北公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全国解放后，艾思奇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员、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曾任首届政协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对外文委常务理事。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哲学会副会长，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55年参加中苏友好代表团访苏，1956年冬赴波兰参加国际哲学讨论会。

建国之初，艾思奇全力投入了在全国开展的社会发展史学习宣传工作。他应邀到许多单位作报告，并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195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社会发展史讲座》，艾思奇进行系统讲授，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 多万人, 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

1954年起，艾思奇在中央党校系统地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年，中央书记处提出要编哲学、政治经济学两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艾思奇负责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建国后第一本比较系统准确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也是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图九 艾思奇主编的《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艾思奇的心是和人民大众息息相通的。解放后，他多次下乡、下厂，边调查研究，边辅导干部群众学习，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工作。同时，他认真总结工人、农民学哲学的经验。在农村期间，他始终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一贯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与群众亲切聊天，细心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言谈中，总是充满深挚的感情，充分体现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图十 艾思奇手书的“实事求是”

主要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客户端：《鉴往知来，跟着总书记学历史丨“一卷书雄百万兵”》2020年1月21日；

肖前：《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艾思奇》，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1993年；

李洌：《艾思奇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贡献》，光明网，2020年8月29日；

辛锋：《大众哲学家：艾思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王立民 崔唯航：《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