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然而我们于创作时，如果把我们的内心的活动，十分存在意识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使我们的内心的活动取一定之方向的。这不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可喜的现象。

一讲到文学上的目的，我们每每立刻感着一种可惊的矛盾。原来世上的东西，没有比文学更加意见纷纷，莫衷一是的。有些人说它是不值一文钱的东西，有些人简直把它当做了自己的一切。即在一样肯定文学的人，都有人生的艺术I'art pourlavie 与艺术的艺术I'art pour I'art 之别。艺术的价值与根本既然那样摇摇不定，所以我们如把它应用在一个特别的目的，或是说它应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简直是在沙堆上营筑宫殿了。

然而这种争论也不是决不可以避开的。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而且这种争论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我们没头去斗争，则我们将永无创作之一日。文学没有创作，是与没有文学相等。所以我们最好是把文学的根蒂放在一个超越一切无用的争论之地点。这与科学家取绝对的静止点absoluterest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从此可以排去一切的障碍与矛盾，而直趋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

文学既是我们内心的活动之一种，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内心的自然的要求作它的原动力。一切嘈杂的争论，只当是各种的色盲过于信任了自己的肉眼，各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譬如对于红色是色盲的人，只能感到红色的补色，虽然原来是一样的白光。如果我们承认光是白色的，那么，那些色盲的是非，我们可以了悟是他们各人所认识的只限于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缘故。我们又可以由他们各人的争执，约略可以知道白光有些什么成分。我们由各成分的性质，又可以确定我们对于全部的见解。这样研究起来，我们不仅不怕什么矛盾，而且我们可以征服它们，利用它们。

我们既能由一个超越的地点俯视一切的矛盾，并能在这些矛盾之中，证出文学的实在，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内心的活动，便不难看出它应取的方向，也不难自由自在地使取我们意中的方向了。

我们说文学有目的，或是有使命，是从这些地方说的。

然而文学的目的或使命却也不是很简单的东西，而且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学之目的，实在说起来，已经离真的文学很远了，他们不是把时代看得太重，便是把文艺看得太轻，所以我们的新文学中，已经有不少的人走错了路径，把他们的精力空费了。我在这里想由那个根本的原理——以内心的要求为文学上活动之原动力的那个原理，进而考察我们的新文学所应有的使命。

我想我们的新文学，至少应当有以下的三种使命：

1.对于时代的使命。

2.对于国语的使命。

3.文学本身的使命。

而这三种以外，我想却也不必贪多了。

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然而我们不当止于无意识地为时代排演，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我们的时代，它的生活，它的思想，我们要用强有力的方法表现出来，使一般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回想的机会与评判的可能。所以我们第一对于时代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

现代的生活，它的样式，它的内容，我们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对于它的不公的组织与因袭的罪恶，我们要加以严厉的声讨。

这是文学家的重大的责任。然而有些人每每假笑佯啼，强投人好，却不仅软弱无力，催人作呕，而且没有真挚的热情，便已经没了文学的生命。一个文学家，爱慕之情要比人强，憎恶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一个良心枯萎、廉耻丧尽的时代，一个竞于物利、冷酷残忍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的组织，既与这样的时代相宜，我们的教育又是虚有其表，所以文学家在这一方面的使命，不仅是重大，而且是独任的。我们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

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我们要是真与善的勇士，犹如我们是美的传道者。

我们的时代已经被虚伪、罪孽与丑恶充斥了！生命已经在浊气之中窒息了！打破这种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

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自从爆发以来，即是一个国语的运动。然而由这几年的结果与目下的趋势看起来，似乎我们的这个运动，有点换汤不换药便满足了的样子。从形式上论，有人说不过加了一些乱用的标点，与由之乎也者变为了的底吗啊。就内容论，有人说不过加了一些极端抽象的语言如生之花、爱之海之类，其实表现的能力早愈趋而愈弱了。

我们新文学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就满足了。我们这运动的目的，在使我们表现自我的能力充实起来，把一切心灵与心灵的障碍消灭了。表现能力薄弱的语言，莫如我们的国语。多人相会的时候，他们谈话的取材，不是些日用的起居饮食，便是些关于时事的照例的唏嘘，而这些关于时事的唏嘘，便是他们最高尚的话题，与最丰富的表现。如果他们谈到了更难的问题，便要感到自己的表现力太薄弱了。

我们在外国文学中所能看出的那种丰富的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学中，都是寻不出来的。是数千年来以文章自负的国民，也入了循环的哀颓的时代了？还是数千年来的宏富的文章终于不过是一些文字的游戏？

我们从前的枯燥的生活，使我们的心灵都干涸了，我们从前的文章，使我们的精髓都焦灼了。这些确是使我们现在的生活与文学贫乏到这般光景的原因，而且是使我们益发感到新文学的使命之重大的。然而我们现在新兴的文学究竟如何了？

在这样短少的时间，我们原不能对于它抱过分的希望。而且只要我们循序渐进，不入迷途，我们的成功原可预计。然而我们的新文学，不幸于它的第一步就踏入了迷途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学，还不可以过于苛求，但是我们一翻现在的出版物，几乎文法清通不令人做呕的文字都不多有，内容更可以无须多说。这真未免太令人失望了。我们的作家大多数是学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学堂的程度，这固然可以为我们辩解，然而他们粗制滥造，毫不努力求精，却恐无辩解之余地。我们现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虽然报纸杂志堂堂皇皇替他们登出来，可是在明眼人眼里，只是些赤裸裸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数还是论不到好丑。最厉害的有把人名录来当作诗，把随便的两句话当作诗的，那更不足道了。大抵年轻的学生不知天高地厚，徒以多多发表为荣，原是有的，然而我们新文学的真价，便多少不免为他们所湮没了。今后我们的作者如仍不对于自己的作品为更大的努力，我们新文学的真的建设家，恐怕要求之于异代了。

民族的自负心每每教我们称赞我们单音的文字，教我们辩护我们句法的呆板。然而他方而卑鄙的模仿性，却每每教我们把外国低级的文字拿来模仿。这是很自相矛盾而极可笑的事情，然而一部分人真把他当做很自然的事了。譬如日本的短歌我真不知何处有模仿的价值，而介绍者言之入神，模仿者趋之若鹜如此。一方面那样不肯努力，他方而这样轻于模仿，我真不知道真的文学作品，应当出现于何年何月了。

上述的两条歧路，还不过略举其大者。本来我们的先锋队中，多不懂文学为何的人物，所以他们最初便把我们带上了歧路了。聪者觉而知返，愚者迷而失道，归根起来，真不能不归咎于我们的前导者。然而现在的作者们自己也应当负全责之一半，而且今后如不早自觉悟，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国语，怕暂时不能不停顿于这可怜的现状了。

我们要在我们的语言创造些新的丰富的表现！我们不可忘记了新文学的使命之一部分即存在这里！为不辱这一部分的使命，我们今后要有意识地多多在表现上努力，要不轻事模仿！

我今要进而一说文学本身的使命了。

不论什么东西，除了对于外界的使命之外，总有一种使命对于自己。

文学也是这样；而且有不少的人把这种对于自己的使命特别看得要紧。所谓艺术的艺术便是这般。他们以为文学自有它内在的意义，不能长把它打在功利主义的算盘里，它的对象不论是美的追求，或是极端的享乐，我们专诚去追从它，总不是叫我们后悔无益之事.......。

艺术派的主张不必皆对，然而至少总有一部分的真理。不是对于艺术有兴趣的人，决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画家肯在酷热严寒里工作，为什么一个诗人肯废寝忘餐去冥想。我们对于艺术派不能理解，也许与一般对于艺术没有兴趣的人不能理解艺术家同是一辙。

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 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而且文学也不是对于我们没有一点积极的利益的。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智与意的作用赋税太重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干燥的尽处，我们渴望着有美的文学来培养我们的优美的感情，把我们的生活洗涮了。文学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粮食。我们由文学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

我们要追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

我在上而把我所觉得新文学应有的使命约略说了。我现在再来添上数言，作为全体的收束。

有人说中国人欢喜趋易避难，所以近数年来，最难的科学少有人学，稍易的哲学便有不少的人，而最易的文学便滔滔者天下皆是了。这种议论本来错得不成话，然而却也可见一般青年的心理。恐怕不仅说这种话的人与这种话里面的人相信科学哲学与文学有这样显著的难易之差，即我们现在大多数的青年之中有这种误解的，怕也要占大多数。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固然是自我表现的要求之结果，然而这种误解，至少总有了一点不小的帮助。

科学比哲学难，比文学更难——这种离奇的议论，使我又想起了新文学界的粗制滥造了。我们的青年作者之中，说不定有些人怀了这种误解，真个把文学认做了一件极容易的事。如果真是这般，我们的新文学运动真不知将来更要闹出一些什么笑话了。

我不能在这里详说科学哲学与文学的孰易孰难，我只想在这里顺便警告我们的青年作者几句：

“科学决不比哲学与文学难，文学决不比科学与哲学易。

我们要做一个文学家，我们要先有十分的科学与哲学上的素养。

文学决不是游戏，文学决不是容易的东西。

我们要知道多少文学的作品，是古人用一生的心血换来的——与他们换得一种机关、换得一种原理一样。

我们要先有充分的修养，要不惜十分的努力。

要这样我们才能履行新文学的使命。”

附 识

成仿吾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作为革命家、教育家的成仿吾，其历史功绩已经得到广泛认可。而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 ，同时又是贯串 “创造社” 前后期的最重要的理论家，成仿吾的贡献则需要我们加以更充分的总结。

我们推荐其早期重要论文《新文学之使命》，可以见其贡献之一斑。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成仿吾最重要的贡献是为 “创造社” 树立了正面的文学观念，为已经进行了五年、以写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新文学注入 “想象的” “情感的” 因素。他高举 “文学是时代的良心” 的旗帜，为郭沫若反映 “时代精神” 的《女神》做出最初的理论开路。在刊于《创造周报》1923 年5月第2号的《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他强调文学 “对于时代的使命” ，要求文学家 “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主张对旧社会 “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 。另一方面，他也坚持 “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文学工作者可以 “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 Beauty”。

他认为新文学的使命包括 “对于时代的使命” “对于国语的使命” “文学本身的使命”，这三项使命，包含了社会—审美两面。虽然后来 “创造社” 是以 “为艺术而艺术” 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但 “创造社” 并不是 “唯艺术派”。文学是 “时代的良心”，而当时 “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已经被虚伪、罪孽与丑恶充斥了。他在文中大声疾呼时代问题，并认为文学是能够表现世间这些苦状而激起变革的希望的。相信文学如果是把 “表现自我的能力充实起来”, 就能“把一切心灵与心灵的障碍消灭了”。

他宣告文学 “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 “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感情的传达”，坚信 “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情感便是它的终始”。根据俞兆平的研究，成仿吾文中的 “主观” “客观” 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因此，他所论的是文学具有的 “普遍性” 和 “客观性”。由此，他区分了 “表现” 的文学与 “再现” 的文学，并以前者为重。也就是说，他提倡写内心的文学，并不是仅仅提倡写私人特殊的情感，而是希望有特色的个体去展示时代的整体，并以 “特殊” 展示 “普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姚丹)

大先生成仿吾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灏，曾用石厚生等笔名，湖南省新化县人，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文学家。他早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等创立了革命团体“创造社”，后任教于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1928年，他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成仿吾一生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而艰苦开拓。从1934年在瑞金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政治教员，到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班主任、教务主任，并于1937年主持筹建陕北公学、担任党组书记兼校长，从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和命名组建初期的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党政主要负责人以及副职，到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直至197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是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重要探索者、开创者。

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仿吾坚持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要适应形势需要，正确地解决了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的问题。他精心选择教材、设置课程，并征求师生意见。他一贯主张好教师应上课堂第一线，讲授要联系实际，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仿吾协助吴玉章同志，为办好中国人民大学付出了心血。他学习俄文，校译了不少学校的条例。我们熟知的名词“教研室”，就是他反复推敲而得。成仿吾教育实践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学生放在首位，经常深入学生之中了解情况并及时解决。早在陕北公学时期，学员们就称呼他为“成妈妈”“妈妈校长”，其许多教育思想就是源自与学生的交流。1978年复校时，他已年逾八旬，但其革命精神不减当年，强调“要在恢复中提高，在恢复中发展”，并提倡选修课和学分制、课堂主讲与学生自学相结合以及增加外语等。在《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和《成仿吾教育文选》中，记载了他的办学经历、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成仿吾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陷入低谷之时，为了钻研马克思主义，1928年，他奔赴欧洲。在三年多的时光中，他大量阅读德文、法文原著，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先驱者们的实践经验，并主编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他利用精通德、英、日、法、俄等语言的优势，先后五次校译《共产党宣言》，还同时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经典哲学的结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选》等著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仿吾在晚年写道：今天在中国，在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件关系到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重要工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任重道远，要拼命向前啊！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 楚艳红）

本期内容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