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开设“校史作风故事汇”栏目，讲述老一辈人大人的优良作风——

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

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热爱

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调查研究

密切联系群众

艰苦奋斗

淡泊名利，清正廉洁

五、注重调查研究

“要大兴务实之风，抓好调查研究，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的重要讲话（2023年6月7日、8日）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获得真理的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老一辈教育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们听真话、察实情，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断以调查研究成果推进工作、战胜困难，体现着传承自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成为激励人大人求是笃行的实践楷模。

吴玉章：不要只在书斋里做学问

吴玉章反复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学用一致”，这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长期坚持的学风。吴玉章告诫师生“不要只在书斋里做学问”，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在领导推进文字改革的过程中，吴玉章以八十一岁高龄，走遍十多个省、大半个中国，就简化字的使用和普通话的推广等进行调研。有一次在黑龙江省一个公社的生产队视察时，恰逢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的天气，他拿着手杖，精神抖擞地跑到田间地头，与社员交谈，了解他们利用劳动间隙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直到黄昏才返回住地。

吴玉章（左二）在山西大同视察煤矿

成仿吾：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针对存在的缺乏调查研究的风气，成仿吾曾批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等作风极坏，完全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成仿吾强调，“如果我们不保守，想前进，那么首先必须做到充分地了解情况，包括一切有关方面的情况：我们工作对象的情况，主观力量的情况，工作进展、工作环境等。比如，我们应该详细地了解我们的学生（各班级的，直到每一个学生的情况），我们的教师与工作人员的具体条件，工作过程的进展如何，每一时期的客观要求如何等。”

1979年，成仿吾在1977级学生课堂听课，检查教学质量

袁宝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袁宝华的调查研究工作方法形成于延安时期，贯穿于他一生的各项工作中。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及陈云同志强调的拿出90%的时间用来调查研究、10%的时间用来制定政策的严格要求，都被他自觉贯彻到日常工作中。调查研究，是袁宝华工作的大部分内容。他在调查研究中熟悉工作，在调查研究中密切与群众、师生的联系。他在调查研究中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他敏思慎行，做事严谨而又雷厉风行，处理问题讲求效率，坚持“今日事今日毕，明日事今日计”。调查研究，在他心目中是克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

袁宝华了解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情况

邬沧萍：实践出真知，不人云亦云

作为我国人口学、老年学的奠基人之一，邬沧萍撰写了改革开放后第一篇人口学理论文章，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最早提出建立老年学。从现实需要出发，研究真问题，不人云亦云，而是大胆提出新理论，是邬沧萍一生的治学原则。他所涉猎的人口、老龄领域的若干问题无一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1953年，邬沧萍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发现人口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的基础性问题。1982年，基于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现实观察，邬沧萍提出了“未富先老”的命题，并在21世纪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推动建立了老年学专业。

邬沧萍

严瑞珍：行走在太行山区的教授

改革开放后，很多经济学家往沿海发达地区跑，严瑞珍一头扎在内地贫困地区。他要实现从小的愿望，帮助农民脱贫。他说：“不研究现实问题，这是理论工作者的大忌。”从1991年开始，他在太行山区的内丘县建立脱贫与发展试验区，带着学生，天天和农民吃住在一起。9年时间里，他帮助当地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帮助1万多名贫苦农民摆脱了贫困。2002年至2007年，年过古稀的他又依托“内丘模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建立起另一个反贫困试验区，帮助当地4000多名农牧民脱离贫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贫困山区的发展道路》等成果皆是他用脚步丈量田间地头、在山区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

严瑞珍（左一）在内丘试验区做项目指导

六、密切联系群众

“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2018年1月5日）

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人大人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自觉拜人民为师，诚心向人民学习，虚心向人民求教，开掘了始终心系人民、立学为民、为民发声、为民造福的奋斗之基和力量源泉。

吴玉章：我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工作

吴玉章怀着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而探寻革命道路，又长期在群众中间组织革命工作，将一生都献给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940年，吴玉章因工作劳累过度而病倒，但即便这样他还是坚持会见群众代表。家人怕影响他休养，便谢绝了一些同志前来会见的要求。他知道后非常生气，批评道：“我虽然病了，但有两件事是可以办，也每天必须办的。一是看报，一是接近群众。不看报不接近群众，岂不成了瞎子和聋子了吗？”他在家书中曾说：“我在重庆不是在当官，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工作。”

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吴玉章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凡是学校的重大问题，不经会议讨论或与有关同志商量，从不自作主张，即使自己作的决定，执行不通时也不固执己见。

吴玉章在学生中间

成仿吾：平易近人，妈妈校长

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期间，除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外，成仿吾还兼任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和红安中心县委书记，他亲自编报纸、写传单。他创办了苏区的列宁师范和各乡的列宁小学，并亲自编审课本。他党性强，工作积极，生活简朴，平易近人，能和战士群众同生死共患难。

在陕北公学时，他起得比学生还早，带领大家跑步，参加讨论，和学生们一起吃小米饭，连锅巴也要吃光。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亲自去学生宿舍查寝，嘘寒问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妈妈校长”。在华北联合大学期间，遇到大扫荡时，他亲自安排专家教授的“坚壁”地点，并每隔几日，便骑马为隐蔽的师生送去银元，还反复叮嘱注意安全，不要扰民。

我们的“妈妈校长”——记老革命家成仿吾同志二三事

艾思奇：“人民的哲学家”

艾思奇一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大致在1930年前夕，艾思奇将《国际歌》带回昆明，并将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感受的《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由聂耳在音乐会上教唱。1935年10月，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全国救国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活动，志愿为工人和失业的青年讲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下乡、下厂，边调查研究，边辅导干部群众学习。在农村期间，他始终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与群众亲切聊天，言谈中，总是充满深挚的感情，充分体现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伏尔加船夫曲

袁宝华：紧紧依靠全体师生员工

袁宝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始终坚持“要把学校办好”必须“紧紧依靠全体师生员工”。他亲自主持制定《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搞好民主办学的若干措施》，提出从13个方面疏通民主渠道，落实民主办学的具体办法。他要求学校定期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教职工代表会议和学生代表会议，作为师生员工对学校进行民主管理和公开监督的有效形式。袁宝华在工作中，看干部的长处，容干部的短处，帮干部的难处。工作有成绩，他把功劳记在大家身上；工作出偏差，他主动承担责任。他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对于青年干部和青年教师选拔任用，更是不拘一格，将“从群众中来”的理论转化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日常办学实践。

袁宝华与教职工代表交谈

宋涛：培养“经济学的梅兰芳”

作为在1950年就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骨干，宋涛在担任经济系系主任等教学组织领导期间，作风非常民主，他总能给其他教师以锻炼和成长的机会。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他被理论界、教育界誉为“培养专家、教授的教授”。他对学生和教师经常讲：要出经济学的梅兰芳。“一个剧团要有梅兰芳式的人物，一个梅兰芳可以撑起一个剧团，使之名扬四海。一所大学必须有大师级教授，我们要办的经济系，就必须培养梅兰芳式的教师。”在日常待人接物中，他对上不卑不亢，对下体恤照顾。学生们亲切地称其为“老师”，同事们亲切地称其为“同志”。

上世纪50年代，宋涛指导研究生

七、艰苦奋斗

“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2019年3月5日）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我们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在艰苦奋斗的办学历程中诞生、成长和发展，自陕北公学时期起，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体现在抗战、教学、劳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广大师生从党史、校史中汲取力量，不断开辟了学校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成仿吾：在战火中办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从延安走来。在战火中办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最鲜明的特色。从离开延安行军3000里“小长征”到“打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再到与敌人的“扫荡”相周旋，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成仿吾坚持多种形式办学，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坚持激发学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他认为斗争环境越艰苦，斗争精神越要昂扬。为了激励学生奋进，他为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创作了校歌，通过革命歌曲，激发学员斗志、启发青年积极投身救国革命。

成仿吾在华北联合大学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抗日战争三周年、联大成立周年大会上讲话

范文澜：窑洞著史树丰碑

1940年春，范文澜到达延安不久，就接到了毛泽东直接交待的任务——编写中国通史。由于当时延安资料奇缺，加之没有集体创作经验，最后只好由范文澜独自重新撰写。经过范文澜的努力，1941年秋《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毛泽东对该书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但谁能想到，这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丰碑性著作，竟诞生于一孔昏暗简陋的窑洞。当时，撰著通史的任务十分繁重，物质条件却极为缺乏，范文澜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发愤写作，备尝艰辛。据后人回忆，范文澜正是因为那一时期用眼过度，以至于一目近乎失明。

《中国通史简编》

张腾霄：工作向高看齐，待遇向低看齐

1979年，复校初期的人大校园百废待兴，教室里缺桌椅，教师没住处，学生吃饭难，作为副校长的张腾霄，一刻不停地投入推动学校重建和事业发展的工作中。他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穿梭工地，与施工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进度。他衣着朴素，谈吐直率，很长时间内，工人们竟不知道他是学校领导。住房紧张时，张腾霄曾让青年教师住到自己家里养病。到8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建成了十几幢宿舍楼，不少教职工搬进了新居。他却仍然住在校外，一家三世同堂，居住条件十分拥挤。他数次婉拒学校分配的新房：“先让住房更困难的同志们住吧！我再等等。”

张腾霄在会上讲话

许崇德：十倍艰难我笑当

1978年复校后，许崇德等老一辈学者怀着对党的坚定的信仰和对治学报国的执著追求，以坚强的毅力在花甲之年付出了格外的艰辛。80年代初期，他全家5口人挤在一间平房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这一时期他的著作都是在架于座椅扶手上的小木板上写成的。因操劳过度，1985年末一目一度失明，住进医院。他记述当时的心情是“凄楚非因针药苦，蹉跎难夺秒分回”。他背着医生护士，全凭一只眼睛，在病床上阅改文稿9万多字并撰文一篇。1987年他右肘骨折，他忍着疼痛，试以左手写字，并作诗自勉：“字迹犹存隔宿香，今朝左手续文章。胸前病肘绷纱白，袖里伤痕血脉黄。落笔起先都出格，专心随后渐成行。老天不忘灾星降，十倍艰难我笑当。”

李鹏与许崇德亲切交谈

卫兴华：一张旧书桌写满治学报国

卫兴华生活简朴，书房堆满手稿和书籍，他晚年曾花200元购买了一张旧书桌，视若珍宝，当时喜悦的心情就像战士得到了一支新枪。然而在捐资助学上卫兴华却慷慨大方，对有困难的学生总是倾囊相助。2018年，他将吴玉章终身成就奖100万元奖金全数捐出，设立“兴华奖”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坚持奖项只保留“兴华”即“振兴中华”。耄耋之年时，他坚守在一线教学岗位上，每周都指导学生进行学术研讨，带领学生学习《资本论》。“倾一腔热血，携两袖清风，默默以育人为乐；招八方弟子，探九州方圆，时时凭真诚敬业。”这正是卫兴华为师六十余年的真实写照。

卫兴华书房复原场景

八、淡泊名利，清正廉洁

“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2019年3月1日）

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也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中国人民大学老一辈教育家公而忘私、甘于奉献，始终坚持清廉为官、干净做事、老实做人，他们以廉心守初心、以正气匡风气，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清正廉洁的价值追求，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涵育了清正廉洁的优良校风，为学校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力量源泉。

吴玉章：公私分明，家风严谨

吴玉章对人非常温和宽厚，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却比较严，对家人更严，对自己更是严之又严。吴玉章经常用书信的方式对家中晚辈进行教育：“我们是革命家庭，事事要起模范作用，不要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并再三强调要勤俭持家，不能搞特殊化，养成良好家风。

1958年3月，吴玉章回家乡视察工作，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师资奇缺，适龄儿童入学率极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

吴玉章与家人合影

成仿吾：组织性强，俭朴传家

1931年秋，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仿吾被派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11月他到达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所在地新集。当时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曾要他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被他严肃地辞谢了。他说：“党中央是决定我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

成仿吾的生活一直十分朴素，在山东大学期间，他坚持住在普通教师宿舍，而不去住学校为其准备的“成老楼”。成仿吾对待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他生活上要求亲属不搞特殊，子女吃饭都是吃大灶，出行也不允许坐学校配的专车。并为子女起名为其谨、其谦、其朴，意为谨慎、谦虚和朴实。

1941年成仿吾夫妇和长女

郭影秋：众人眼底自成碑

郭影秋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高风亮节。他病重期间，曾用书面与口头方式郑重表示：“我死后，第一，不要通知亲友，只报告党委和上级机关；第二，不开追悼会，不进行遗体告别；第三，遗体交医院作科学研究用；第四，把《郭影秋诗选》的稿费交给党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郭影秋依然自觉地按照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校学生会代表看望病重的郭影秋

张腾霄：清俭守朴，不计名利

张腾霄晚年出行时，仍然坚持只花几毛钱坐公交车。他常年穿中山装、布底鞋，衣服穿了很长时间仍舍不得丢。组织部门曾经找他谈话，希望他办理相关手续以便落实副部级待遇，被他拒绝了，“填这个干什么，革命嘛！要什么好处！” 2017年2月7日，张腾霄因病去世，次日遗体火化，甚至没有留给大家瞻仰缅怀的时间。张腾霄的告别如此悄无声息，皆因他生前就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不必开追悼会，不要作遗体告别，不须发唁电。2月17日，寒假过后新学期正式上班第一天，家属就到学校办理了张腾霄周转房退房手续，此时距离他去世仅仅十天。

张腾霄

胡华：捐稿费支援抗美援朝

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胡华是新中国首位中共党史博士生导师。他一生热爱党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战争年代，胡华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华北联合大学期间登上讲台。他是根据地年轻的革命史教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新生力量”。1951年，为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学，胡华与助手戴逸、彦奇编写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该书出版后，旋即成为畅销书目，稿费丰厚。经商议，胡华、戴逸、彦奇三人将所得稿费悉数捐献给了抗美援朝事业，支持志愿军战士购买战斗机。

1952年3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代收武器捐款收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