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何干之的交往

 

何干之（1906—1969）原名谭毓均，1906年4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一个华侨家庭。何干之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共党史专家、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他终生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为培育青年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青年时的何干之

1934年5月，何干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毛泽东非常重视陕北公学的师资人选，打电报给上海地下党，指名调何干之、艾思奇等到陕北公学任教。

1937年10月初，何干之、艾思奇、周扬等人到达延安，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请他们吃饭。席间，毛泽东对他们说：“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这句话给何干之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经常提起这句话。

何干之早年提出的：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对毛泽东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重大的影响。

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中国现阶段革命“不是普通的民主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进而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先来第一着，再来第二着”，“在第一着中就准备着解决第二着的前提，在第二着未来之前，必先通过第一着”。

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里，时间是1938年11月。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时才明确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更为具体的阐述则是到了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可见，何干之在毛泽东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有益的探索作用。

根据抗战的需要，何干之在陕北公学开设《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

当时，延安物质非常匮乏，毛泽东、党中央非常重视何干之的生活，每月给他20元津贴费，并派1名警卫员照顾他。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也只有5元津贴，也没有配备警卫员。

在陕北公学繁忙的教学和科学工作中，何干之设想写作《中国民族文化史》，1939年1月，他把写作计划函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复信，表示支持：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迫达同志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致何干之信

据何干之夫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刘炼回忆，毛泽东给何干之的信除上述一封外，还有两封。这三封信于1976年10月8日交上级有关部门管理。

1939年9月，陕北公学和其它3所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党中央决定华北联合大学到敌后，抗日前线去办学。在华北联合大学出发前，毛泽东有意留下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由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与其谈话。谈话中，何干之表示更愿意随学校到前方去，借以锻炼自己。最后中央同意何干之的意见。

从1937年到1945年，何干之在繁忙的教学岗位上实践着“用笔和口继续战斗”的信念，培养了万千抗战干部，撰写出版了４本专著和多篇论文共50余万字。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教育事业的史册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1945年4月至6月，何干之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院长，法政学院院长，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华北大学第二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先后任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校研究部副部长和历史系主任等职。1956年被高等教育部定为一级教授。

（作者：周石，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