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在不同办学阶段，拥有大批以潜绩、实绩、真绩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的行动派、实干家。他们知行合一、真抓实干，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与担当，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深刻影响着一代代人大人为学、为事、为人，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求是笃行，不断开辟学校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何思敬：巧耕耘 传真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环境复杂，革命理论宣传者面临极大人身危险。哲学家、法学家何思敬虽尚未入党，却始终站在革命立场，以课堂为阵地，巧妙传播马列主义。1932年他回到中山大学后，主动转入更易开展革命宣传的文学院社会系，创新运用“课程名目转换法”坚持真理传播：课表是“经济学”，实则讲授《资本论》；课表是“方法论”，实则传授唯物辩证法；课表是“战争哲学”，实则解析《战争论》与历史唯物主义。1935年，得到中共“八一宣言”材料后，他立即以演讲形式向学生宣传，开设义务课堂，无偿讲授社会科学常识、解答学生困惑。

江隆基：烽火兴学 初心如磐

江隆基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时，创立了“讲授、讨论、自学”的教学模式，尊重教师自主权，营造教学相长氛围。在华北联合大学时，他协助成仿吾校长治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坚持新民主主义抗战教育方针，组织研读《资本论》、开展学术研讨与社会调查，在反“扫荡”环境中坚守“师生安全第一、教学为中心”，编写战时教材，保障办学质量。在延安大学时，他主持校务，率先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政公共课，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研究室，开创我国高校系统设立思政公共课的先河。他还主持制定边区教育方案，以实干推动西北教育恢复发展，把教育工作落到服务革命、服务人民、服务国家建设的实处。江隆基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探索出的独具特色的战时办学模式，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9年，何干之、江隆基（左二）、成仿吾、沙可夫在华北联合大学时的合影

苗力田：让《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现于中华文化之林

1980年代，中国除了马恩列斯著作，没有一名西方哲学家的全集翻译出版，而日本却有几部日文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主持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立志“让《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现于中华文化之林”。1997年，历时十余年编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全部出版，这不仅是中国人从古希腊文原文翻译出来的第一部希腊哲学家的全集，也是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西方哲学家全集。

苗力田一生忘我育人，80多岁时仍坚持到教室上课，而且从不坐着讲课。他在住院期间仍逐句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并在耄耋之年主动承担博士生希腊语教学任务，哪怕冬季雪花纷飞，仍坚持坐着轮椅去上课。

1999年，胡锦涛给苗力田颁发《亚里士多德全集》国家图书奖获奖证书

吴宝康：筚路启业 兴档建功

1952年，吴宝康受组织委派进京，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创办新中国第一个档案学专业。面对一无教员、二无教材、三无办学经验的困境，他带头跟随苏联专家听课，边学边教、以干促培，从历届学员中选拔骨干留校任教，逐步搭建起完整的教研室体系，短短3年便完成了从苏联专家授课到中国教师自主教学的平稳过渡。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年逾花甲的吴宝康面对档案系停办十余年、人才流失、资料损毁的艰难处境，不计个人在特殊时期遭受的冲击，登门拜访动员教职工返校，推动档案系快速恢复教学科研。病重期间，他仍笔耕不辍，完成我国首部档案学基础理论领域的专著；即便身体抱恙仍坚持带队赴各地档案馆指导学生实习，先后为国家培养了3000余名档案专业骨干，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1980年1月，吴宝康在通县结核病研究所病房中撰写《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胡华：生就是奋斗

中共党史学科奠基人胡华一生坚持“生就是奋斗”。他亲自主持编写了30余卷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疆域，为中共党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召开编委会，提出编写原则和要求，到分头组稿，召开审稿会，建立初审、复审、终审三审制度，亲自终审统修定稿，与出版社联系等等，他始终负责到底。1979年至1987年8月，胡华住院治疗前，终审人物传稿件587篇，共1050余万字，住院3个月又审改70多万字。到12月8日临终前几天，他还叮嘱探访的编委：“望继续努力，完成50卷的出版、发行工作”。

在育人上，胡华注重言传身教，长期住在校内一间大约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宿舍，用餐都在学校食堂，与学生一起打饭、一起站在餐桌边谈笑风生，学生们称之为“第二课堂”。

1978年4月，胡华在活动板房内给复校后的首届党史系学生上第一课

高铭暄：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高铭暄以实干担当投身法治事业，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始终活跃在刑事法治实践的最前沿。中国刑法的创制和修订以及一系列刑事立法、司法解释的出台，都凝聚着高铭暄的智慧和心血。从1954年10月起，他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刑法起草班子，参与新中国刑法的制定，前后历时25年，参与草拟38稿，直至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颁布。此后，他持续参与我国刑法的修改和完善，撰写了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主导编写了第一部刑法教科书——《刑法学》。1981年起，高铭暄一共主编了本科、研究生、自学考试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十余部，其中大部分都是开山之作。他以实干建构刑法学教材体系、夯实学科根基，为新中国刑法学发展、法治人才培养与法治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1999年6月，高铭暄应邀参加李鹏委员长主持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法制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