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曾在《中国青年》1964年第1期发表《新年话家常》，勉励青年选择正确的成长道路。甲子倏忽，新岁又至，这篇跨越时空的新年对话，仍然给予我们精神滋养。

新年话家常

新年前夕，看过话剧《年青的一代》，很受感动。这确是一出好戏，它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青年人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并且通过肖继业、林岚和林育生等几个不同类型青年的生动形象，对这个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因此，它受到了青年、老年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一致好评。

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每一个青年，要想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且能够沿着这条正确道路走下去，是不容易的。这不只是因为青年比较幼稚，还缺乏选择生活道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都在激烈地争夺青年，青年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需要经过多么严重的考验和长期的生活磨炼啊！像我们老一代人，在年青的时候，是经过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革命道路的。就拿我来说吧！

我的少年时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的末期，当时内忧外患，国事日危，我心中十分焦虑。为救亡图存，我一心想寻找一条革命的道路。1898（戊戌）年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变法维新运动兴起时，我便热烈地参加了。但是不久，维新运动就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了。维新运动的失败，证明那种不触动反动统治制度基础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为挽救祖国的危亡，我于1903年留学日本，继续探索革命的道路。

到日本以后，我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并在1905年参加了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宣传革命主张，在日本办过《四川》杂志；为扩展革命组织，联系组织过“共进会”；为组织起义，购运过军火，并参加了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在四川领导川省人民进行“保路斗争”，并策动了荣县独立、内江起义等等。

同盟会成立后，吴玉章即加入该会，并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从此走上革命征途。图为吴玉章1904年在东京的留影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曾经为此极为喜悦。但不久，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和不敢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革命，同时对反革命的复辟阴谋缺乏警惕，对帝国主义存在着幻想，结果，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而去。辛亥革命又失败了。这使我非常痛心。当时，袁世凯下令通缉我，我在国内待不住了，同时，为了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我于1913年末启程流亡法国去了。在法国巴黎，我接触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加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大同学说，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但如何实现它？仍旧是茫然的。

袁世凯统治垮台后，我于1917年回国，希图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工作。为培养革命干部，办过留法勤工俭学；为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我作为四川省代表，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的护法军政府工作。但不久，护法运动又失败了。

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南方小军阀，结果都失败了。究竟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呢？我十分烦闷和苦恼。

正在这时，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1919年，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我感到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但要改变过去的老办法。虽然当时还没有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在我头脑中逐渐强烈和明确起来了。此后，我参加和组织过四川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自治运动”，后来又在成都的工人农民中进行过宣传组织工作。直到1925年才真正找到党，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爆发，吴玉章适在上海。他向军政府报告运动情况，坚决主张致电中国代表“严拒签约”。同年9月，他离开了军政府。图为外交调查会同人送别留影，前排右3为吴玉章

我入党时已经四十七岁。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从我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革命大道。我所经历的途程是多么漫长，多么艰难啊！

今天的情况与过去根本不同了。现在的青年，是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不必像我们当年那样，要经历那么多的坎坷险阻去寻找革命道路，只要听党的话，自觉地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走去，是不会走错路的。今天的广大青年，正是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挥着自己的才能，作出了贡献。

但是，是不是可以说，今天的青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每个青年都能够很轻易地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呢？我想，还不能这样说。因为今天国际国内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国内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和美帝国主义搞的“和平演变”的阴谋，都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我们后代人的身上。而且当前阶级敌人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更加狡猾、更加阴险的糖衣炮弹的手法，或是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施放毒素，企图磨灭青年的革命意志，扼杀青年的革命理想，败坏青年的道德品质。同时，青年人又具有本身的弱点，他们比较幼稚，缺少实际斗争的锻炼，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辨别方向的能力也比较差。因此，他们如果不加警惕，也就比较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资产阶级潜移默化的影响，受骗上当，误入歧途。再加上今天的青年，多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他们没有看到旧社会的黑暗，没有尝到阶级剥削的痛苦，现在又过着比较安宁舒适的生活，这又容易使青年滋长害怕艰苦和贪图安逸的情绪，因而缺乏强烈的革命要求，这也在客观上给了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今天的青年一代来说，仍然存在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每个青年只有认清这种形势，加强思想锻炼，从各方面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老一代和家长，我们也一定要认识这种形势，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帮助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培养他们成为革命接班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我们的社会里，对年青的一代，主要是靠社会教育，但家庭教育也很重要，也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整个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青年与家长相处时间长，接触多，又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联系，家庭教育往往对他们影响深远。从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后来所发生的影响看来，也说明了这一点。

吴玉章在学生中间

在我童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多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等等。在我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长大后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祖母对儿孙辈要求也很严，她力禁烟赌，不准妄取人物，常告诫说：“小来偷针，大来偷金，不义之物，宁饿死，不接受”，“从艰难困苦中长成的人才更有用”，并且要我从小就做如洒扫庭院、整理什物等儿童应做和可做之事，要我“有始有终”。当亲朋夸奖我时，她就告诫亲朋说：“不要过于夸奖他，锅盖子揭早了会出气。”这样，我也就不偷懒，不苟且，不半途而废。我的家庭也很注意对我进行历史教育。长辈们常常给我讲一些岳飞、文天祥、黄淳耀等人的历史故事，我也喜欢读这类书文。这样，我就逐渐培养起一种崇敬“忠烈”、鄙视叛徒的思想情绪。这些教育，对于我后来参加革命活动，对于培养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对于我参加革命后的生活习惯和作风，都曾发生过积极的影响。

吴玉章全家福

正确教育子女的方法，我以为最主要的应该是爱和严相结合。在生活上，既要给予子女以适当的父母之爱，在政治上又要严格要求他们，特别要舍得让他们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在风雨中成长。这才是真正的爱。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人才，让他们成为真正有作为的人。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父母送子女到艰苦环境中锻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是一种移风易俗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革命。

教育子女走革命道路，培养青年成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在这“送旧迎新”，过新年的时候，在总结我们一年来工作的时候，不妨也回顾一下我们在教育子女方面做得怎样，以便从中找出经验教训，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教育子女的工作，更好地配合其他方面的教育，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经得起风险的、真正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原载《中国青年》1964年第1期，选自《吴玉章全集》，本文为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