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开设“校史作风故事汇”栏目，讲述老一辈人大人的优良作风——

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

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热爱

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调查研究

密切联系群众

艰苦奋斗

淡泊名利，清正廉洁

一、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

“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2019年3月1日）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党的关怀下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建校88年来，学校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以吴玉章、成仿吾老校长为代表的红色教育家，以卫兴华、高铭暄教授为代表的人民教育家筚路蓝缕、接续奋斗，铸就中国人民大学“让党放心、不负人民”的精神底色。

吴玉章：始终立于时代前沿

吴玉章早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东渡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1911年，他回国后领导了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策应了武昌起义的成功。1925年吴玉章经赵世炎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奉命暂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仍留在国民党内工作。之后，几经辗转，为抗战宣传奔走于国内外。吴玉章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几代人才。毛泽东曾称赞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

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三个时代，跨越了两个世纪。他总是在时代的飞速变化中不断思考与比较，客观理性地辨别真理与谬误，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立于时代的前沿，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邓小平为吴玉章题词：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1949年10月1日，吴玉章出席开国大典

成仿吾：长征中走来的教授

1928年，成仿吾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34年，他带着病后虚弱的身体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在回忆中写道：

“他们都一心为国，忠于人民，在战斗中勇猛如虎，无所畏惧；而在群众面前则十分和蔼，就像一群最老实的孩子。我们一起爬过山，一起渡过水，一起冲过敌人的枪林弹雨，一起遭过敌机的扫射。为了可爱的祖国，为了共同的理想，他们不幸倒在长征路上。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初步强大和繁荣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在逐步实现中。后死的我们这些老战友，以及亿万的工农兵群众，一定要把他们没有完成的遗志全部彻底地实现。”

《长征回忆录》

郭影秋：敢于牺牲，甘为欀木顶万钧

从抗战时期的湖西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到湖西地区参政会议长，从抗战胜利后的济宁市委书记到第二野战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从云南省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到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5年，刚刚入党的郭影秋不幸被捕入狱。他坚贞不屈，并作诗自励“试把铁锥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1962年初，三年困难时期，郭影秋提出“欀木”精神：矿洞中的欀木，作为给矿工带来自由的支柱顶住万斤压力。共产党员要学习欀木这种精神。牺牲总是有的，不是别人牺牲，就是我牺牲，与其要别人牺牲我享幸福，不如我牺牲让别人享幸福，这是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品质。

1966年，郭影秋在苏家坨搞“四清”时与农民交谈

何干之：笔为戈，志作炬

何干之原名谭毓均，学名谭秀峰，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他在广州国民大学任教期间，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于1933年底被通缉。次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华北事变和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他开始用何干之为笔名公开发表文章。为何取这个名字，他曾在自传中说：“取‘做什么’的意义，意思是说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做文化斗争的工作。”这就是何干之毕生的志愿。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开办陕北公学，急需教员，遂电报通知上海党组织，何干之与艾思奇、周扬等人一道，奉调到陕公任理论教员，从此他与党的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毛泽东复何干之信手迹

吴宝康：我现在可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了

吴宝康是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教育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从195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教育开始，吴宝康在半个多世纪里把整个身心全部投入我国档案教育的伟大事业中。逝世前，罹患重病的他口授，女儿代他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自中央组织部调我来京，至今已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来，我铭记党交给我的任务：创办新中国的档案高等教育事业，几十年呕心沥血，排除万难，终于为档案高等教育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作为一个老干部，我想，我现在可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了。”

吴宝康给中央组织部的信

二、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热爱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重要讲话（2022年4月25日）

从陕北公学成立之初鲜明提出要培养“革命的先锋队”，到新时代提出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学校“经师”“人师”云集，他们长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之志，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以教育家精神深刻影响着一代代人大人为学、为事、为人。

吴玉章：一辈子办教育

吴玉章自始至终把教育事业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早年参与组织留法预备学校，担任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重庆中法学校校长；抗战时期，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成为首任校长。

他反复强调“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按照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办事”，他强调向工农开门办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他强调“师高弟子强”，注重教师队伍建设；他注重科学研究，规定学校每年召开一次科学研讨会；他注重教材建设，推动编写出版中国化的教材。他谆谆教导学生“世界在不断地进步，不是与日俱进，而是与时俱进”。晚年作诗“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与青年学生共勉。

吴玉章自励诗

成仿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成仿吾从1929年第一次翻译德语《共产主义宣言》开始，就致力于准确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党的教育事业作为终身事业。在办陕北公学时，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教育的人民属性，坚持教育理论联系中国实际。

1940年3月，华北联合大学师范部成立，他兼任部长，认为教师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开展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习至关重要，他曾说：“新中国未来的人民教师，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懂得革命、要干革命，要为人民服务。”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仿吾同志，全国解放以后，你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还是做教育工作好。”他常说，“我们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创造中国未来的伟大事业”“培养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建设事业”。

成仿吾在讲课

吴大琨：用自己的坚定信仰教育青年

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吴大琨早年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被囚“上饶集中营”。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工作。1951年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主讲世界经济、美国经济课程。在他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工作期间，确立了学校的世界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编写了教学大纲和教材，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世界经济专业的人才。

1987年吴大琨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太平洋经济研究所，担任该所所长，并自筹资金主办了全国第一届太平洋经济学术研讨会。吴大琨晚年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曾为全校学生作题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经历”“大学生的入党动机”“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等专题报告。这些专题报告理论结合实际、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

吴大琨

卫兴华：振兴中华，奋斗一生

卫兴华原名卫显贵，青年时期目睹日军暴行，毅然改名“兴华”，立誓“振兴中华”。他早年参与地下革命，两位战友牺牲后，他将余生奉献给学术和教育，践行“为祖国建设拼尽全力”的誓言，书桌玻璃板下至今压着与牺牲战友的合影，提醒他“活下来的人要替逝者完成使命”。

1946年，他投身党的地下工作，并于1947年在解放区光荣入党。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出狱后转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52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教研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深耕于马恩经典文献研读，致力于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他一生中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立志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始终不忘初心、对党忠诚、为党尽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1947年，太原进山中学地下组织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居中者为卫兴华）

高铭暄：心怀“国之大者”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高铭暄怀着为新中国确立刑法典的志愿与追求法治的梦想，积极投身刑法事业人才培养。他认为“课比天大”，讲好课要从细节做起，他怀着对课堂的尊重之义，对知识的敬畏之心，每次授课之前，都会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修改讲稿，根据法律的最新规定，与时俱进地增删内容、调整案例，不断修改完善，精益求精。他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学术观点、特点、个性和兴趣。他70载如一日，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高铭暄作为师生代表参加座谈，他深情地说：“虽然今年我已94岁，但我会更加珍惜教师这份崇高职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活到老、学到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201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高铭暄颁授奖章

钟宇人：一生忠于人民，甘为人梯

钟宇人原名钟世珏，1948年，经组织安排到华北大学后，他第一时间申请入党，并把名字改为“钟宇人”，意为“忠于人民”。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下，学校缺乏懂俄语的专业人才，英语基础较好的钟宇人被抽调至华北大学俄文大队学习，此后被抽调给聘请来的苏联专家凯列做翻译。

1957年，他转向教研工作。在讲授了两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后，因其外文基础扎实，又转入西方哲学史专业的工作。他始终将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放在首位，学生选择什么领域，他就钻研该领域再来辅导学生。当其指导研究生攻读德国哲学博士学位时，他认为“一定要掌握德语才行”，就开始学习德语，并很快掌握了阅读、解析德国哲学原著的能力。

苏联专家凯列在讲课，右一为钟宇人

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2021年3月1日）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毛泽东同志要求陕北公学要培养“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并进一步提出“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从陕北公学走来，跨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人大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课题。

成仿吾：五译《共产党宣言》

成仿吾跨越半个世纪先后五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著追求和不懈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永葆本色的生动写照。1929年，受蔡和森指示，成仿吾首次在法国翻译《共产党宣言》，后由于蔡和森奉命回国不久牺牲，译稿遗失。此后，1938年、1945年、1952年，成仿吾又分别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重新翻译、修订和校正。1975年，在毛泽东批示下，成仿吾第五次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校译，该版本由人民出版社1978年正式出版发行。

成仿吾在晚年写道：今天在中国，在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件关系到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重要工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任重道远，要拼命向前啊！

《共产党宣言》

艾思奇：宣传真理，坚韧不拔

艾思奇毕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他一生中通过撰写哲学文章、读物、编写教材和授课等形式教育和启发了千百万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1934年，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并把《申报》“读书问答”栏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为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同仁，《申报》创办了“量才业余学校”，艾思奇任教员，撰写24篇讲稿，即《哲学讲话》，并汇集成册出版。遭国民党政府查禁后，改名为《大众哲学》。这本书虽遭到反动文人的攻击诬蔑和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但它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前共印行32版，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一些青年正是因为读了他的著作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追求真理，寻找光明。

《大众哲学》

范文澜：“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范文澜经常教导青年人的一句话是：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他认为：文学创作，没有才华是不行的。特别是当诗人，没有灵感是不行的。而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就不一样，只要肯下死功夫，持之以恒，就必然会有成就。下一分功夫，就有一分成就，功夫愈深，成就愈大。范文澜以“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自勉，意思是做学问、写文章，要耐得住寂寞，肯下苦工夫，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范文澜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40多年里，无论言谈还是行动，处处印证他实事求是、严谨的学风。他还认为“方针决定以后，认真做下去，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记范文澜同志的教导

何思敬：一生只爱好真理

何思敬是《共同纲领》和新中国首部宪法起草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曾在陕北公学、华北大学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哲学系首任系主任，他在延安时期向组织汇报思想时，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只爱好真理，并且在二十年的书斋生活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我至今的努力仍是以此真理为中心，今后亦非此不可，除此以外，更没有其他精神上的快乐。”

毛泽东曾评价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并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1953年，何思敬在给学生们上课

郭影秋：务实求效，育人以真

郭影秋在中国人民大学不但担任学校领导，而且兼任教务部主任，他对教学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每一个学生一定要把基础课学得深一些，厚一些，知识面宽一些，掌握得要牢固一些”。他坚持深入教学的各个环节，参与教学研讨，走进课堂听课，帮助教师总结课堂教学经验，参加学生的课堂讨论，察看学生的晚自习，以此掌握教学第一线的实际情况。1965年，他曾自始至终地听完每周4小时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并针对教师讲课的情况指出：“课堂讲授的内容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讲授方式，但有几点必须统一要求，思想明确，条理清楚，难点讲透，不约束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要遵循教育规律，将“理论联系实际”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1965年6月，郭影秋欢迎参加社教的师生干部回校

戴世光：重树国内统计科学理论基石

戴世光是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经济统计学家。1978年10月，《经济学动态》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世光的论文《积极发展科学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立即在统计学界产生震动，并由此引起统计学界长达十余年的争鸣。以戴世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统计学是搜集数据、分析数据的方法论学科，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肯定现代统计科学（即数理统计方法）发展和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科学性。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冲破了长期以来无人敢涉足的禁区，重新肯定了数理统计的地位，对我国统计学乃至整个统计学科的发展，对中国探索建立大统计学学科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戴世光同学生交谈

四、理论联系实际

“只有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才能真切感悟到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2023年3月30日）

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不同办学阶段，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各项事业中一以贯之，拥有大批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的行动派、实干家，成为学校走好红色育人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锋力量。

吴玉章：关键是要用理论发现和解决问题

吴玉章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仅仅是熟读这些导师的著作，最主要的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联系历史实际以阐明理论；联系当前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以使学生树立为革命学习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是在吴玉章的倡导和鼓励下，各系科同政府有关业务部门、工矿企业建立固定的联系的做法成为一项持之以恒的教学制度，这对提高教学质量、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吴玉章校长给我校第一次学生科学报告会题词

范文澜：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

范文澜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便将自己的学识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1946年，他受命从延安飞赴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从此，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范文澜在教学管理中，注重学习毛泽东思想，注重社会实践。他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土地改革，赴前方慰问解放军；组织师生开展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学校的经济困难。他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的原则，大胆创新，并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课程设置。他从工作实际出发，团结来自延安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等不同地区的同志，把北方大学打造成为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地区学科最为齐全的综合性正规大学。

北方大学的学生到农村去

萨师煊：国内数据库的开创者

作为国内经济数学、数据库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萨师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便带领中国人民大学数学教研室担负起全校经济各专业近100个课堂的教学任务。他一贯坚持理论要注重应用、解决实际问题。他强调在教学工作中引入对经济研究极有用途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等数学分支，设计了经济和管理各专业的数学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线性规划及其他运筹学分支。他的主张被全国大多数管理类学科采纳并一直沿用。他坚持站在科学前沿，用科学的最新成就充实教学内容。1984年他在全国第三届数据库学术会议上倡导并建立了优秀研究生论文奖，并由个人出资作为论文奖金。该论文奖成为当时我国数据库界优秀研究生的最高荣誉。

萨师煊

高鸿业：让西方经济学“洋为中用”

高鸿业是我国经济学家、翻译家、西方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1957年，他放弃了在密苏里大学任教的优厚生活条件，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在准备回国的过程中，便开始研读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后，他在教学科研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介绍西方经济学；他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内部矛盾中，从实际经济生活对这些理论的检验上，深入剖析其整个理论体系缺乏科学价值，却并不抹杀其个别论点、概念和方法有值得借鉴之处。他严格要求学生打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熟悉西方国家的历史及社会、经济情况，再去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实现“洋为中用”的目的。

高鸿业

卫兴华：不做“风派理论家”

卫兴华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做“风派理论家”。当看到社会上的贫富差异，卫兴华强调两极分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研究中始终坚持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和根本目标，始终主张效率与公平的并重和统一，积极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立志永远做一个替劳动人民说话、为人民增进福利、为社会主义事业而鞠躬尽瘁的经济学家”这一原则贯穿了他追求学问的始终。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的著作，要学习领会、把握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精髓，把它与国情和实践相结合，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卫兴华的著作

高铭暄：始终立于法学前沿

从教70年，高铭暄始终活跃在刑事法治实践的最前沿，致力于推动建构具有中国气派与国际视野的刑法学理论，也是唯一自始至终参与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从1954年10月开始，高铭暄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设立的刑法起草班子中参与新中国刑法的制定，前后历时25年，参与草拟38稿，直至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终正式颁布。此后，他又不间断地持续参与我国刑法的修改和完善。92岁高龄，高铭暄仍笔耕不辍，其主编的《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对实务中虚假诉讼罪以及考试舞弊犯罪进行研究，更不乏网络犯罪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潜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讨论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