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1878年—1966年）：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早年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并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曾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和华北大学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任职长达17年之久。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探索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理论，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7年，邓小平为吴玉章雕像题词）

“办学校，是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一生都乐于办学校，愿为国家培养人才做贡献。”——吴玉章

吴玉章生长在内忧外患的清朝末期。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于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寻求革命出路，并于1905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从此开始从事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斗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遭袁世凯通缉， 1913年末流亡法国。他到巴黎一边学习，一边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同时与蔡元培等组织华法教育会，对华工进行教育并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袁世凯垮台后，他与蔡元培一起回国，在北京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开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0年，吴玉章回川领导了四川人民的“自治运动”。1922年，吴玉章应邀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5年，吴玉章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奉命暂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仍留在国民党内做统战工作。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后，吴玉章几经辗转到达莫斯科学习。1930年10月毕业后到苏联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历史。1933年夏，吴玉章调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并参加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935年，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区英勇斗争和红军长征伟绩，作了发言。

1935年11月，吴玉章奉命去巴黎办《救国时报》，宣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政策。1936年，他奉调回莫斯科，仍在东方大学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玉章被派往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1938年4月，他奉命回国，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斗争。同年9月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仍回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斗争。

1939年11月，吴玉章重返延安，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并领导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党中央为了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绩，于1940年1月15日，为他补行了六十寿辰盛大宴会。中共中央发了贺词，毛泽东亲临致祝词，称赞他“一辈子做好事”，号召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为加速战争胜利和迎接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

（1948年5月，周恩来致函邀请吴玉章出任华北大学校长）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命名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担任校长。作为命名组建后的第一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吴玉章在任期间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同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办学方针密不可分，吴玉章的办学思想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传统和办学特色已经深深融为一体。至今，中国人民大学校名字样仍为吴玉章手书中摘出的“中国人民大学”六字。

（中国人民大学西校门）

（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在一起）

吴玉章从参加革命起，就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注重办教育。他在漫长的教育实践中，借鉴中外教育之经验，并加力开拓，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一套教育思想和理论。

（一）坚持为国育才

吴玉章办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是为了沟通中西文化和为华工争福利，组织更多的人到法国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学习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他办成都高师，是为了建立一个进步势力的大本营，以便传播新文化和推动新思潮，并宣传马列主义和开展工农运动。他办中法学校时已是共产党员，更为明确地主张“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养一批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以便为第一次大革命培养干部和进行革命斗争。他在苏联办学，是为了提高在苏华侨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国内苏区革命战争输送人才。

吴玉章在延安办学，是为了“在延安推进新的教育”，使广大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并利用新文字扫除文盲和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这些，都是为了抗战建国服务。

吴玉章办华北大学，是为了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为迎接全国解放准备干部和师资。他办中国人民大学，是为了适应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

（二）坚持与时俱进

吴玉章始终坚持育人为革命为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说，甲午战争以后，爱国者倡导游学，留学日本者增多，于是“风气逐开，学说大变，而革命事业遂滂沱而不可遏。”辛亥革命后，国内政局仍很混乱，民不聊生，“欲求利国富民之术，非学莫它”，而西欧已成为世界上学术最进步、最发达的地方，故提倡留学法国，以便学成回国后发展国民教育和振兴实业。他希望大家勇往直前，“必能为社会开一新纪元”；要学习西欧科学，因为现在“国内无良学校，可痛！国内无干净土，尤可痛”“现在科学进步一日千里，我们不从速猛进，则无以自立于世界”。他希望学生学得真本领以“谋大多数人的幸福”。

吴玉章办成都高师时，聘请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等来校任教，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在校内办《星期日》刊物和在社会上办《赤心评论》杂志，作为宣传和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他办重庆中法学校时，则聘请当时四川我党创始人杨闇公和我党著名理论家漆树芬等，讲授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有计划地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在延安办学，主要以马列主义和我党抗战建国纲领教育学生，以增强学生抗战必胜的信心。

吴玉章办华北大学，明确提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为教学总方针”，以使学生、学习革命理论，改造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办中国人民大学时，根据当时高等教育的状况，向党中央提出了《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议》，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与它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内容，而无产阶级的教育，自然应当以共产主义的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教育内容。因此，“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

（三）坚持向工农开门办学

吴玉章从开始办学起，就一直重视吸收工农分子入学。他认为，在旧中国广大工农大众是没有入学机会的。因此，他办留法勤工俭学的目的之一，就是采取以工济学的办法，帮助贫苦青年到外国留学。他办的中法学校，主要是招收因闹学潮而被开除的学生，并吸收慕名而来的贫苦青年。他在延安办学和后来办华北大学时，凡是向往解放区来投身革命的人，不论文化高低，一律吸收加以培养。在中国人民大学，则明确提出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一个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干部，其中不少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

在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根据国家当时和长远的需要，建立了多种学制、多种形式和多种规格的办学体制，设立了本科、研究生班、专修科、短训班、预科和工农速成中学。此外，还设立了职工业余学校和马列主义夜大学，成立了函授部（后改为函授学院）。

（吴玉章与工农速成中学学生郝建秀等）

（四）坚持联系实际

吴玉章在办学中注意结合实际。他早年创办的留法预备学校，除教会学生粗通法语外，还设立了铸造、机械、钳工等专业，以使学生掌握基本技能，到法国后能够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他办的成都高师和重庆中法学校，除了规定学生在校学习外，还组织学生到外校实习和到社会上考察，并组织学生开展工农运动和参加革命斗争。

吴玉章在延安办学时，明确指出；过去“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这是很大的毛病”，“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活泼地运用马列主义”。他在华北大学，要求学生首先学习革命理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同时要学习各种业务和技能，以便“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掌握新技术，把工商业发达起来”。

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坚决贯彻党中央规定的“教学与实际相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方针。他说，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矢”来射中国革命和建设之“的”，“最重要的是要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要求学生刻苦学习业务，牢固地掌握知识，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他“希望我们课堂里没有一个害怕艰苦的人的座位”，“更不要有一个人虚度时光而成为使自己和学校都不光彩的废品”。他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他倡导各学科要与中央有关部门和工矿企业挂钩，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参加社会调查和生产实习。

（五）坚持依靠教师

吴玉章一贯认为，一个学校办得好坏，取决于教学质量的高低，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又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因此，他特别重视选拔和培养教师，建立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吴玉章主张教育者应首先受教育。“在学校里，教员直接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并对学生的品德给予影响，‘师高子弟强’，如果没有德才兼备的教员，就难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

吴玉章很重视培养青年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之初，为了解决教师的不足，采取了抽调一批青年边学边教的办法进行培养，并规定青年教师的讲稿要先在教研室试讲和讨论通过后，再向学生讲授。同时，把召开科学讨论会作为培养教师的重要途径。他说，高等学校的教员岗位就是科学工作岗位，每个人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在选题上要面向实际、面向教学。在科研中，要继承前人包括外国人的成果，“我们要掌握世界上最新式的科学技术，无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也好，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明的也好，只要它有益于国计民生，我们都要学会来应用”。

（六）坚持从严办学

吴玉章的这一思想早已形成。在他幼时就受到“玉不琢不成器”等名言的熏陶。因此，他从出任成都高师校长时起，就坚持办学要从严这一原则。他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

学校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进行科学的管理。他常说，一个学校好比一台复杂的机器，任何一个部件包括一个小螺丝钉都不能出毛病，如果出了毛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制定详细计划，每个岗位各司其职，严格执行。他特别强调制订好教学计划，以保证教学质量。

学校要有严格的纪律。他常说，不用说一所学校，就是一个乐队，如果不按照乐谱和指挥行动，就无法奏出协调的音乐来，学校要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共同遵守，不允许有任何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发生。但他同时主张，“我们的教育方法应该是‘严’和‘宽’相结合，原则问题应该严，非原则问题应该宽。”由于学校纪律严格，且管而不死，加之赏罚严明，学校秩序井然，出现了团结紧张、生动活泼的局面。

学校要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建立师生间的同志式关系。他认为，教师的政治素养和学术修养一般都比较高，是长者，学生应该尊敬老师，虚心向他们学习治学方法和科学知识；学生也有长处，他们的思想比较敏锐，接受新鲜事物快，思想比较解放，常有许多新见解，因此教师也应当向学生学习；师生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吴玉章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好几代人才。正如蒋南翔所说：“他的教育活动，时间长，方面广，经验多，成就大，是当代中国革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

（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1993年印制），个别之处有改动，原文作者：王宗伯，编审：楚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