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像一匹雄健的骏马，承载着教书育人的使命，承载着探索求道的理念，奔向前方，迎风长嘶，奋蹄昂首，跨过广阔的原野，飞跃奔腾的江河，攀登峻峭的高峰。”——戴逸《怀念文海同志》

李文海（1932-2013）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原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议组长等职。

李文海，1932年生于江苏无锡郊外秦巷镇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李文海的父亲一直担任小学校长，尽管童年在日军侵占的阴影下度过，但受父亲影响，李文海读了不少古典名篇，为历史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古文基础。1949年，无锡解放，李文海高中毕业后在家乡的小学任教，同年11月，他受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影响，投身于革命大潮之中。

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开展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决定从干部中选调一批素质较好、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到高等学校去学习科学知识，称为“调干生”。李文海在1952年夏被列入调干生行列，并在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班研究生，此后，历史教学与研究成为了他一辈子再也拆分不开的事业。

1955年9月，李文海留校工作，此后几十年间，他在长期从事历史学教学和科研的同时，兼任各级领导工作，从未脱离过双肩挑的岗位。1985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87年10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1991年9月，兼任清史研究所所长。1991年，再度当选为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副校长。1994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直至2000年9月退休。

“我一向认为，历史离今天、离我们并不遥远，历史虽然过去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时代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有一些历史规律、有一些历史经验、有一些历史真理，仍然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十分贴近，至今并没有失去其生命力。”

“我对于历史，概括了这么几句话：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这几句话就算是我学史、治史几十年的一点心得感悟吧！”

在长期承担繁重的教育和行政工作的同时，李文海从没有松懈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李文海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在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开拓了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关注到被长期忽视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编写系统性著作，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空白。

仅1980年后，李文海撰写或主持编写、出版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和《南窗谈往》等9部历史著作；主编或合编了《清通鉴》、《清史编年》、《清代人物传稿》（下编）、《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戊戌变法》以及灾荒史系列等有影响的著作十余部，发表各种论文百余篇。他还先后两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著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李文海是较早注重探研近代中国社会状况的先行者。他对太平天国社会风习的系统考察和潜心研究，对义和团时期社会心理的深刻揭示和独特分析，对戊戌维新时期政治改革与社会变动的专题论述和历史评价等，都具有开创性和探索性，令人耳目一新。

李文海贡献最大的学术领域，无疑是中国近代灾荒史。他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拓荒者。在他的主持下并以他为主撰写的四部著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1990)、《灾荒与饥馑:1840-1949》(1991)、《近代灾荒纪年续编》(1993)、《中国近代十大灾荒》(1994)，可以说为中国近代的灾荒历史勾划了一个完整的轮廓。

李文海对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从来都不将视野仅仅局限在所谓纯“社会”的范围之内，就灾害谈灾害，而是特别注意揭示灾荒的存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与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演化的历史关系(而不是逻辑关联)等。如今，李文海所开创的灾荒史研究方兴未艾，他所培养的一批人才也已经各展身手，活跃在史学研究的前沿，成为灾荒史研究中新的骨干力量。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文海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同时，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学风问题，他也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也体现了学术的良知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就每一个具体学科而言，如果研究者缺乏哲学的思维，缺乏历史感和必要的历史知识，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要在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取得超出前人的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就，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由于长期担任高校领导、经常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他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

1994年初至1996年间，李文海先后在《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文科高教如何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视基础文科的建设》《人文社会科学要更好地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服务》等论文。他指出轻视和歧视人文社会科学，必然会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和后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李文海对人文社会科学价值的弘扬，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对历史学社会功能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反复阐说上。在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之中，他尤其强调研究历史对于民族精神力量的蕴藏和激发功能。在他看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民族精神正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必定会在人们对历史更为深刻的认知中得到进一步的弘扬。

李文海在教育战线工作多年，对教育改革的意义认识非常深刻，他经常这样讲：要对学生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防止和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使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按照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结构；高等教育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要尊重教育规律，按教育规律办事，要明确教育工作者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在于教书育人，学生的主要任务在于学习，要多给教师和学生创造和提供接触实际、了解社会的机会，使他们了解国情民情，亲身感受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脉博，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李文海始终保持清廉的作风，他狠抓学科建设，注重编写教材，加大课程改革力度，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管担任什么工作，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员、一位老师，这才是自己最重要、最带本质意义的角色。这种观念，一直到后来担任了学校的主要领导之后也没有改变。这是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一点。”

李文海在教学工作中，始终坚持着开放自由的教学风格。为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他注重课堂讨论和交流，鼓励同学们就某些主题发表个人见解和意见，令课堂讨论热烈、活跃。他在教育战线上几乎耕耘了近一个“甲子”，他的严谨治学、提携后辈的精神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对学生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李文海对于学生们在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十分宽容，能够虚怀若谷地接受不同观点，并不时给予鼓励。他的学生朱浒在一次研讨会发言时说了句，“很不幸，我的观点与李老师很不一致”，众人哗然。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李文海随即在点评中直言，学生能够与自己有不同的见解恰恰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李文海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所挚爱的教育事业。他博学睿智，宽厚待人，深受史学同行的尊敬和教职工们的爱戴。

参考文献：

[1] 刘仰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1993年。

[2] 胡波主编：《孙中山研究口述史 京津卷 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3] 戴逸：《怀念文海同志——在李文海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李文海纪念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4] 黄兴涛：《历史并不遥远——李文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历史研究》，《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4期。

[5] 张中迅：《李文海：历史名家 人大之子》，《教育与职业》，2013年第31期。

[6]《李文海学术成就简介》，《江汉论坛》，2004年第1期。

[7]《求是园名家自述（第二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