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北公学时期

负责筹办陕北公学的六人中，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都曾留学苏联，并对这段经历在其革命道路上的重要作用予以高度评价。

吴玉章南昌起义后受党中央派遣留苏十年，其间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和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我真像得了一面镜子，照透了自己”，“它使我懂得，观察事物，不但要注意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而且要注意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当时，我真是高兴极了，非常庆幸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学习和改造的机会”。1938年回国后，吴玉章在延安发起成立并任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会长，1949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后长期担任副会长，在重要纪念日、国务接待中撰写相关文章、发表谈话、出席活动，为增进中苏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林伯渠亦是在南昌起义后受党中央派遣留学苏联，与吴玉章同在一所学校学习，并合作撰述、开展工作。虽然林伯渠在苏联学习时间不长（1928—1932），但收获是巨大的：“我在苏联那几年，正是联共党清党的时期，这对于锻炼我的党的意识与健全党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无可否认地在国内时这方面注意得实在不够。”

董必武亦在大革命失败后留学苏联（1928—1932），曾短暂与吴玉章、林伯渠同校同班。留学期间，董必武始终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深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他将自己在革命实路中的体会和马列主义理论相对照，并到工厂、农村调查实习。

陕北公学的领导、教员中，许多人也有留苏经历。学校党团书记兼副校长、分校校长李维汉1931—1932年、教员吴亮平1925—1929年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实际教学中，陕北公学注重苏联研究、借鉴苏联经验，加强俄语教学与研究。在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周扬发表演说《对于通俗化与中国化的一点意见》，提出如何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我们要尽量吸收国际的特别是苏联的一切文化的果实。问题是在：我们不要把这些果实生吞活剥，我们要把它们栽植在中国的土壤上，使他们变成中国的产物。”

陕北公学的课程“社会科学概论”的教学内容，既有“科学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还有“苏联研究”（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列宁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学生还跨过延水河，到延安城里的鲁迅小学的俄文初级讲习班学习俄文，课余时间练唱俄文歌。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校门

二、华北联合大学时期

华北联合大学俄文外教给同学们上课

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即开设俄语课，文艺学院举办苏联文艺展览会，外国语学院设俄文系，目的是培养新民主主义政治坚定的俄文翻译或外交工作干部，教育方针是“学以致用”，发扬集体学习与集体创造的精神，聘请被人民军队从日寇手下解放出来的苏联人马克西莫夫为俄语教授。规定：（1）俄文系第一学年业务课程为读本、文法、会话三种，第二学年为文选、苏联历史、文法、作文、翻译、会话六种。（2）学生分成学习班。按个人俄文水准，分为三个班，每隔三个月举行一次编班测验，根据测验成绩及平时成绩， 进行升班或降班。（3）教员成立研究室。俄文系全体教员为研究员，研究室的任务为加强研究员业务学习，提高教学效能。另外，外国语学院学生还开展俄语会话，进行俄文广播，出版俄文黑板报，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苏联研究小组等组织。面向在职人员的华北联合大学业余公学开设了俄文班。

三、北方大学时期

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全体师生留影

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外语系设有俄语班，学习内容包括：会话（以联大会话讲义为基本），文法（以西大俄文文法为基本），读物（以新华社收到之电稿为基本）。文教学院院长张宗麟给大连市市长写信，用书到付款的办法买来大批俄文书报；给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写信，请时任驻苏联记者的女儿瞿独伊寄来许多俄文教材。这些珍贵的书报教材，很好地助力师生提高了俄语水平。为前线、新华社和边区学校培养了大批编译人才和教师，当时很多边区领导人都曾致信北方大学要求派外语人才去前线。

四、华北大学时期

华大二部外文系教员与同学们一起讨论问题

华北大学成立之初，于二部（教育学院）外语系下设俄文班，又成立了俄文大队、俄文专修班。进入北平后，除向社会征求有俄文基础、有志俄文翻译之人员外，在《人民日报》多次刊登俄文专修班招生简章，公布通过初试、复试的录取名单。1949年4月2日，邓颖超致信华北大学副校长范文澜，介绍周恩来弟媳王士琴入华北大学学习俄文。华北大学所培养的俄语教学师资和翻译人才，在中苏两党的联络交往中，在中国革命、建设事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