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期，事关陕北公学同学的事情，毛泽东写了5封回信。第一封是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这封信事关黄克功向陕北公学女同学刘茜求婚不成后，杀害刘茜同学的事情，毛泽东同意判处黄克功极刑的意见。第二封是关于柳夷同学要求入党的事情。第三封是回答刘御同学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第四封、第五封是给陕北公学同学袁尘影舅舅、《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回信，这两封信涉及袁尘影同学在陕北公学毕业后，被误会扣押一事。
第三封：给刘御的回信
刘御
刘御（1912—1988），1912年7月，生于云南缅宁县（今临翔区）。193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参加左联。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入陕北公学学习。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科副科长，西北教育部编审室主任。刘御是从革命圣地延安锤炼出来的儿童文学家、小学教育家，走出了一条从革命诗歌到儿童诗歌，从儿童教育到儿童文学之路。
1938年夏，延安的诗人们组织了一次“街头运动”，把创作的诗歌贴在街头，供来往行人阅读、欣赏。刘御创作了一首小诗《小脚苦》：“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个李姣姣。人也好，品也好，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走路风摆腰，怕过独木桥。想回娘家恨路远，想走亲戚叹山高。”（刘御.延安短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64）
这首小诗，深受延安儿童的欢迎，到处都可以听到儿童在背诵，刘御受到很大的鼓舞。
为什么反封建的《小脚苦》儿歌，受到儿童的喜欢，刘御总结说：“道理可能有两个，一是陕北裹脚之风十分严重，孩子们对诗中所写的内容十分熟悉，易于理解；二是运用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董庆保等.刘御评传[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77）
当刘御朝着这条创作路线走下去时，又听到两种议论：一是他的创作受到工农兵和儿童的欢迎；一是少数人认为他的创作是“低级作品”。这时刘御看到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后，他把自己尝试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自觉地联系起来。于1939年12月，刘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是针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而提出的，但我觉得，在文艺创作上也完全适用。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当。” （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15）为了让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信中还附上了他当时的若干习作。
当月，毛泽东很快回了信，说“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行运。抗战是大同，形式上风格上的差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包。”（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15-116）
毛泽东的教导一直激励着刘御。他沿着“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道路不断努力，写了许多歌谣体的儿童诗作。1939年出版了《新歌谣》，这是延安出版的第一本儿童读物。解放后，刘御又出版了《小青蛙》《延安短歌》《红山茶》《鸟兽草木儿歌一百首》等著作。
不幸的是，这封信在蒋军进犯延安时，同许多重要的资料一同散失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御历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言编辑室主任、昆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云南教育学院院长。他是解放区的儿童文学的拓荒者，是有成就的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
第四封、第五封：给《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回信
杨令德
杨令德（1905—1985），时任《大公报》记者。
杨令德，绥远托克托县人，父亲是一个商人。1925年在包头《西北民报》当记者、编辑。后在《绥远日报》《绥远通俗日报》等报社工作。1931年起在《大公报》当记者。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短期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得知消息后，当即给中共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也给毛泽东写了信，请求释放袁尘影。毛泽东收到来信，立即批示高岗和成仿吾调查和处理。因毛泽东此时正在主持1938年9月29日至11月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直到12月14日才给杨令德回信。
毛泽东复信杨令德：
令德先生：
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彼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敬复。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上
十二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4）
杨令德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
令德先生：
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获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此致
抗战敬礼！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杨令德.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M].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1988：128）
毛泽东给《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回信
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途经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
1982年6月2日，杨令德回忆起毛泽东的两封回信时，谈到：“毛主席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也是我梦想不到的事。当时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信的，觉得能得到毛主席吩咐秘书给回个字，就是喜出望外的了。哪里能够想到一连荣获两封亲笔信呢。而且这两封亲笔信写得是那样谦虚、诚挚，当时我就万分钦佩和感激。今日缅怀毛主席，这是我终身感念的殊荣。”（杨令德.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M].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1988：128-129）
杨令德1949年参加绥远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绥远省政府副秘书长，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10月21日在呼和浩特逝世。
这两封珍贵的回信，1976年由杨令德先生交中央保存。
文章转自：《党史博采》2023第07期 文 | 周石 王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