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初期，中国人民大学校舍散布城内50余处，拈花寺只是众多校址中的一处。如今，许多校址虽然如同拈花寺一样，不再属于中国人民大学，但它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被永远载入中国人民大学校史。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桥胡同61号的拈花寺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面积6000余平方米，坐北朝南，分东、中、西三路。中路主要建筑依次为影壁、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伽蓝殿、藏经楼及东西配楼，东路有六层院落，西路有四层院落。2003年，拈花寺被公布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至2017年6月被移交给北京市佛教协会，拈花寺先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文化补习班（预科）、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前身为华北大学印刷厂）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所在地，它伴随中国人民大学走过了近70年风风雨雨，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学校的发展壮大。

拈花寺里的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1949—1950）

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大学于1949年3月起逐步迁入北平。华北大学在拈花寺初设二部的一个分部，后成立政治研究所，改造旧大学中的部分教师，并将所址由东城马大人胡同和干面胡同迁至拈花寺。194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大学接管办法明言：“教员可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在政治研究所，吴玉章讲过《学习的重点在改造思想》，成仿吾讲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在于应用》，范文澜讲过《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

此后，政治研究所学员成分日趋复杂，有经党政军负责同志或民主人士介绍前来学习的旧官吏、旧职员、旧军官，也有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1949年4月30日，傅作义致函叶剑英，介绍国民党北平市原市长刘瑶章等3人参加学习。刘瑶章后被分配到政治研究所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刘瑶章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12月20日，水利部致函政治研究所，办理刘瑶章离校手续。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归国留学知识分子到北平（北京）登记的共约300人，其中“往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者占百分之二十五”。1949年9月，后来的著名教育家李秉德自巴黎回到北平后，被分配到政治研究所学习。

拈花寺里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化补习班（预科）（1950—1953）

1950年3月，政治研究所在校学员被划归位于今西苑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命名组建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在拈花寺办起了文化补习班。这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学员文化水平有关。

命名组建初期，中国人民大学以招收工人、干部为主。1950年1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等八部门发出联合通知，强调：“各地要介绍劳动英雄、生产模范和生产中的积极分子、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有管理经验的职员入学。”这两部分人占了学员的大多数，但许多人文化水平较低，正式上课后，听不懂课，情绪低落，有的甚至跑出了课堂。为帮助他们顺利地学习专门知识，学校决定创办文化补习班（1951年10月改称预科）。1950年5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校务会议决定“成立文化补习科，专门把文化程度低的学生组织文化学习，科下按程度分班（经过考试）。学习期限，视情况定为半年到一年，俟程度提高后再行加入本科学习”。5月19日，第八次校务会议决定“文化补习班可住拈花寺”。在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一周年之际，预科主任李逸三总结了文化补习班第一学年的情况：学年末时在校239名学员的原有文化程度为，高中2人，初中与相当初中23人，高小与相当高小148人，初小66人。

拈花寺里的中国人民大学预科

文化补习班学员、劳动模范李凤莲曾在1951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文：“当我没有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一个字都不识，我连记数目字的字码也不认识，更不懂得怎样加，怎样减，因此，我只能画长短记号来记账，这使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零年），党把我送进了全国新型的大学——人民大学来学习。开始学习时，因为我文化水平低，学习理论遇到了困难。校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成立了一个文化补习班，我就参加这补习班学习文化。一年以来，我已学完了算术，再下去就要学代数。我已经可以看报，看文件和小说，并且能粗浅地写一些我要写的东西，我开始感到我的眼界是更加宽广了。在党的培植之下，我坚信我能掌握科学和技术，完成一切学习的任务。”

也有主动申请到文化补习班（预科）进行学习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杨勋回忆：1951年8月底她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听说学校还设有一个补习文化课程的预科，于是经过申请，“从海运仓搬到了什刹海旁的拈花寺胡同人大预科大院，成为1951年人大预科三班的学员”。

1952年7月，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被移交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其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今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前身），同时承担起拈花寺预科的职能。据统计，1953年底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在校学生907人，其中产业工人占10.58%，工农干部占86.92%，其他占2.5%。劳动模范郝建秀、杭佩兰，战斗英雄周天才都曾在该校学习。

拈花寺里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3—1970）及印刷厂（1953—2017）

拈花寺里的中国人民大学预科停办后，1953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迁入拈花寺。195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所属的出版科、印刷厂、出纳组、油印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出版处，设于拈花寺，负责学校教材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

此时的拈花寺，西路四层院落为出版处办公室、文字校阅组使用；中路除天王殿外，均为印刷厂机印车间、装订车间使用，天王殿后变为印厂纸库，后楼念佛堂为活版车间使用；东路六层院落为出版处总务、食堂和家属宿舍使用。

经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局批复，1955年4月29日，吴玉章签发《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问题》，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拈花寺成立。

1957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批下放干部在拈花寺合影

此处要特别说一下印刷厂。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华北大学印刷厂，1949年3月由正定迁到北平，接管了国民党华北“剿总”印刷厂，并获得和平解放后北平第一本印刷经营许可证“（京）印证字CBQZ-TT19490001号”，厂址初为东四北府学胡同。

在拈花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具有学科奠基地位的教材，培育和滋养了几代学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摘录、注释和介绍，满足了当时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需要。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出版社共出版正式出版物424种（不包括校内用书），7010万字、800万册。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遭受到严重的冲击，被迫停办，出版社职工分别被调至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市教育局、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工作，印刷厂被划归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改名轻工印刷厂。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出版社开始在西郊校内复社、办社，印刷厂恢复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单位建制，仍在拈花寺办厂。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仍是北京最大的大学印刷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印刷行业的变革，由于活源不足、人员流动、管理体制等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起，印刷厂生产经营遇到困难。

进入21世纪，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2013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与产权单位北京市佛教协会签署拈花寺腾退协议，9月30日印刷厂停止生产经营。2017年6月，拈花寺被移交给北京市佛教协会，并逐步得到翻建、修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副编审 吕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