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先生与中国人民大学，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先生的堂妹、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钱学敏教授。作为家人，她“从来不喊钱学森‘哥哥’，而是习惯地叫他‘钱老’”。因为，她对这位精心栽培自己的长辈充满了敬意。1989年，因先生获得“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等荣誉，钱学敏教授曾拜访堂兄，拟议为其作传。先生的答复却是：“‘钱学森’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传记’等我去见了马克思你再写，现在咱们一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好不好？”正是从这时起，先生的“大成智慧”学即与人大的人才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等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生的“大成智慧学”（Science of wisdom in cyberspace），实质是从浩渺的宇宙和微观的世界视角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引导人们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关于这一学问，先生于1995年3月23日写给钱学敏教授信中的英文表述为：“Theory of metasynthetic wisdom utilizing information network structured with Marxist theory”。关于这一学问的认知，先生说：“大成智慧学”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整体（形象）思维与细部组装向整体（逻辑）思维合用；既不只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而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结合起来。哲学要指导科学，哲学也来自科学技术的提炼。这似乎是我们观点的要害：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1993年7月8日，先生在给钱学敏教授的信中更画龙点睛地描述：“人的智慧是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此为‘大成智慧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先生向国务院总理郑重地提出了益于国家永续发展的“钱学森之问”。先生认为，求解这一问题“希望在青年”，在发展“大成智慧教育”。他说：“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运用人类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所积累的知识，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个体系。”这个体系共“分11大部门和从每个部门概括出来并通向全体系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由于“整个知识体系各科学技术部门之间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人的创造性成果往往出现在这些交叉点上，所有知识都在于此。”因而，不同学科知识间的“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这就“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的触类旁通，完成创新。”
很明显，人类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科学解决知识的传承，其关键就在人才培养。为此，先生与钱学敏教授曾具体谈及21世纪逐步实行“大成智慧学硕士培养”的目标和设想。1993年10月7日，先生在给钱学敏教授的信中说：“人人大学毕业成硕士。4岁入学，18岁毕业成硕士。”
关于培养“大成智慧学硕士”的要求，先生说：“具体讲：一、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三、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至于培养这类人才实用效果和标准，先生设想：“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如不在行，弄一个星期就可以成为行家。以后如工作需要，改行也毫无困难。当然，他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那主要是搞科学技术研究，开拓知识领域……”事实是，先生始终期待着这一理想的实践，临近90高龄的先生曾激情满怀地写信给钱学敏教授说：“我想，我们人民中国就该创新大成智慧，为世界作好事！”每每读到这句话，钱学敏教授都会感到：“钱老的这个宏愿不仅是对她的鼓励，更是对伟大祖国和年青一代的殷切期盼。”
“注重研究世界社会形态问题”
“人民大学不会忘记钱学森”。应当说，这句话代表了许许多多人大师生的心声。1989年9月5日，先生在认真阅读了人大教师参与编纂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等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等后，曾与有关专家认真地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理论的科学本质和时代精神的独创见解，并赋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高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理念。同时，他还寄来人大自己的著作《论系统工程》和几篇有关哲学和教育学方面的文章，希望与有关教师共同探讨。
1992年3月30日，先生在阅读了由人大庄福龄教授和北京大学黄南森教授共同主编，且已部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版）后，即邀请北大的黄楠森教授和人大的钱学敏教授等座谈。座谈中，先生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发展它要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哲学不仅要努力汲取古今中外传统文化的精华，还要扎根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他希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最后一卷能有新的观念、新的发展。时值1996年，这部著作全部出齐。并且，自1997年起，这部著作先后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且入选《中国文库》。时光荏苒，人们怎么也忘不了先生的种种关心。
1999年4月28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集体为学校首度荣获“全国先进班集体标兵”荣誉称号。为激励这个群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学院分党委诚邀钱学敏教授作“大成智慧学”的专题报告。报告在6月底的一天下午举行。另博士生们始终记忆犹新的是，钱学敏教授于报告中专门宣读了先生于6月24日刚刚撰写的亲笔书信。信中谈到：“对‘世界社会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名词，我们必须从马克思创立的‘社会形态’一词去理解。……您向大家提出研究‘社会形态’，非常正确，我很赞成。至于该怎么研究？我只想该从世界交往中的政治斗争入手，其他方面如经济、文化、科学研究等才能不迷失方向。……”
信读完，钱学敏教授又诚恳地转达了先生对博士生们参与研究“世界社会形态”问题的期待。时过境迁，当年听报告的博士们，如今多已成长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局、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或高校、科研单位的教授、研究员，等等。他们都没有忘记先生的教诲和嘱托，时时用它指引和激励着自己进步，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先生的梦想。
在当年“吴玉章学术讲座”中先生曾指出：“当今科技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将会进入‘第六次产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和系统科学对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设立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正因如此，先生十分期待人大能为党和国家的“总体设计部”培养专门人才，总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进入本世纪，先生常来人大西郊校园走亲访友，开展学术交流。为方便他自由来往，人大专门为他出具了车证，门卫们也都能准确地识别他的车牌照。师生们知道，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总是牵挂着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对人大的育人工作也始终抱有期待。在《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一文中，有这段文字记载：“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今天阅读这段文字，不难感悟先生所以期待人大师生实践其宏图大志的缘由。现实中，“顶层设计”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等决策均已经写入党中央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等思想业已深入人心。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下，人大已建立起“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四大新型协同创新平台以及各重点研究基地”。为党和国家遴选合格可靠的优质人才，人大也已实施了“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思源’优秀学生培养计划项目”，创建了 “汉青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和“高礼研究院”等优质人才培养模式。斯人已逝，幽思长存。正在迈向世界一流的中国人民大学，始终能感悟先生温润的目光，也一定能如先生所期待的那样：“不断培养出大智大德、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创新的杰出人才、帅才”。
（文/王学军 本文部分资料由钱学敏教授提供）
